11月13日，笔者去参加了首都青年编辑记者协会“对话托马斯·弗里德曼”传媒沙龙，斯人三次获得普利策奖，经常被人拿来与20世纪美国著名的政治专栏作家和新闻记者李普曼相提并论，其在《纽约时报》每周三、五见报的国际事务专栏，透过该报供稿系统，固定被全世界七百多种报纸转载。国人对他的熟悉，大多缘于《世界是平的》一书。

　　一个多小时对话下来，感觉这位老外对中国那是相当的“隔膜”。比如他发明的“石油政治”：石油价格上涨的时候，自由的步伐就放慢了。中国是如此幸运，因为没有石油，就迫使政府去培训民众———事实并不如此，没有石油做资源依靠，不等于政府的教育投入就合格；再比如，他用很多时间谈绿色经济、绿色生活方式问题，基本上停留在理念层面———但中国的环境问题早已不是理念问题，而是社会的博弈机制和环境成本的公平负担，也不是一些人所谓“先发展后治污”的问题。比如山西省环保局日前公布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人群中，93.31%的群众认为，环境保护应该与经济建设同步发展，然而却有高达91.95%的市长(厅局长)认为加大环保力度会影响经济发展；又比如，他认为，全球化改善了绝大多数穷人的生活———但中国的情形是，农民工工资20年来增长很缓慢。依我看，经济全球化未必如弗里德曼想象的那么美妙，它甚至有可能因此延缓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进程，因为全球化可以使其在相当长时间内通过投资和出口维持经济高增长，从而使更为根本的内需问题被掩盖和忽视。

　　在人类历史上，不论是古今还是中外，资本的自由流动所带动的人口自由流动，是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确保国家长久繁荣进步的必然途径。但中国的农民工似乎是个例外，随着国内流动人口的大幅度增加，国内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不降反升，出现人口流动与贫富差距同时拉大的反常现象！这个现象，无疑与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全球化”的逻辑结论相悖———按国务院的统计，我国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到2005年已达1.5亿人。与此同时，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却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不断扩大。

　　农民工现实中面临着一系列的权利不平等。诚如农业问题专家、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原所长陆学艺先生在其近期的《农民工体制的种种弊端》一文中所指出：在政治上，农民工普遍得不到应有的培训、任用、升迁；在经济上，农民工和正式工人同工不能同酬，同工不能同时，同工不能同权。正式工人有双休日，有法定节假日，8小时工作制，农民工都不享有这些权利。据深圳市劳动局企业员工收入分配课题组1995年的调查，即使在非国有企业里，有城市户籍和农民户籍不同身份的员工，每月工资至少要差600元以上。农民工的生产生活条件也比正式工人恶劣。在社会保障方面，农民工因为没有城镇居民的户籍，得不到城市社会的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等福利保障。现行的农民工制度把农村青壮年劳力输送到城市，而城市却把劳动后伤残病弱者退到农村，把抚育子女、赡养老人等社会负担都抛给农村，这样一种城乡不等价、不合理的交换形式，也是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在深圳的300多万女农民工中，几乎没有35岁以上的，过度劳累、中毒等原因使体力不支，使很多人过早地被迫离开工作岗位。

　　这些年来的理论和事实都证明，权利的不平等，是导致农民工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的根源。而户籍歧视，不过是表征之一。把事实上已经城市化的农民和农民工仍然人为地排斥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之外，绝不会给中国带来真正的城市化和现代化，也与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南辕北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