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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对我来说是用来载道言志
《大路》要写的是亿万人的历史，我的心情其实诚惶诚恐
我讨厌先锋，先锋现在成了很多小骗子在那里装神弄鬼
即便观点立场不一样，但大家对这个社会对中华民族的命运有共同的关怀，我就觉得这已经有点一伙人的感觉
“不是你给社会下跪，就是社会给你下跪。”依旧是犀利、幽默、一针见血、血脉贲张如诗如歌的语言风格。
在曾经作为当年中国知识界十大事件之一的话剧《切·格瓦拉》推出6年后，该剧编剧、社会学家、剧作家黄纪苏携新作《我们走在大路上》（以下简称《大路》）再次现身话剧舞台。11月19日晚，反映近30年中国社会心理史的话剧《大路》在北京朝阳文化馆“9个剧场”TNT小剧场结束了首轮20场的公演。
很多人见到黄纪苏都大感意外。因为在他的剧中“对举世关注的大事，往往以时下流行的语汇出之，化抽象为具象，寓大雅于大俗，奇思妙想，常令人惊叹不已”，未想竟出自这样一个瘦弱的男人之手。而他言谈中的朴实和谦虚，和剧作中一贯的伶牙俐齿，更是相映成趣。
《大路》形式独特，30年间人来人往，都被交付给交叉的十字道路与行走的基本舞台意象。各类人在各个时期所留下的剪影次第展开为世态人心的长卷，宛如一幅《清明上河图》。个人化色彩浓烈的台词、群颂以及仿佛来自另一时空的人声、阅尽沧桑的咏歌、幽旷如梦的箫声，组成了一个亦远亦近、既有现实当下又有历史纵深的影音系统。
有人说，《大路》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先锋；有人说《大路》表达了一个学者特别“正”的胸怀，在中国戏剧史上是划时代的一部剧作；也有人对《大路》摇头叹息。但不论怎样，对《大路》这样一部内容和思想都极具丰富性的剧作，做一番探究是必要的。日前，黄纪苏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记者：观看《大路》，对于很多戏剧观众来说是一种挑战，因为他没有故事情节，也没有所谓的男女主角，整个戏剧除了每幕间用音乐做串联，全部是诗歌，排山倒海般的语言，但是用这样一种形式来讲“近30年的社会心理史”有它的独特之处，你创作这个戏剧的初衷是什么？
黄纪苏（以下简称黄）：回望历史会发现，事实上，从1976年开始，我们就有了向往改革渴望发展的情绪。还记得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天安门前人潮涌动，大游行的队伍如黄河长江一样滚滚而过，听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伟大的祖国从此走向繁荣富强”的时候，很多人止不住热泪盈眶。那时候，整个国家百废待兴、欣欣向荣，但是这些年走了几圈，眨了几次眼，沧海桑田之后又是另外一个样子了。于是，我们很想用一种方式把中国发展这30年的脉络整理一下，如果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入手，左、中、右，这些代表人物根本不能平心静气坐到一起，后来我就想从情感的角度入手，理一理这30年。于是，在找到“道路”和“行走”这两个意象之后，我从2004年开始着手创作。
记者：你创作的史诗剧《切·格瓦拉》在2000年被评为中国知识界十大事件之一，曾经引起了巨大的社会轰动和争论。6年来，很多人都在期待你的新作品，也希望你的作品能够给当今的话剧舞台带来一些冲击，从演出的效果来看，《大路》是否会有当年《切·格瓦拉》式的反响？
黄：说实话，这次弄的这个东西，不像写格瓦拉那么容易。格瓦拉着重写的就是贫富不均这个社会话题，而且有了具体的人之后也更容易找到载体，取他的生平，然后把话题展开，也可以把话说得抽象和极致一些，可以更个人化一些。《大路》不同，他写的是亿万人民的历史，我的心情其实是诚惶诚恐的，因为在这些年里，中国林林总总的事情太多了，总有人会认为你没有写全，但都写全了不可能，我只能按照历史发展的线索和逻辑来写。《大路》不可能有当年格瓦拉引起的那种轰动，因为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有关贫富差距引发的矛盾很突出。
记者：剧中对于30年发展的回顾，抓住了下海、出国、从商、倒股、接轨等历史中的潮流和景观，言辞也非常犀利和激烈，那《大路》对近30年社会发展到底抱着何种态度？这个剧的核心是什么？
黄：我在剧中写过，我们“有激越的歌也有荒凉的泪”，在整个情绪上，同情中有阴影的部分，肯定中也有部分的否定，总体上很复杂也很矛盾。可以说这30年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重新回到发展主义的跑道上。过去我们曾经一度偏离了跑道，现在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正全力以赴地奔跑，全力以赴地达到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目标。
记者：虽然剧中说的是30年社会人心的变迁，但是我想这部以“大历史”为视角的作品，其抱负并不仅仅在于历史回顾。
黄：是的。我们中华民族是有大同理想的。有这种理想的人是有宏远抱负的，希望让世界走向大同。这个抱负现在剧中还没有时间充分展开，但结尾的部分有所表达。我想，天下大同的价值观念，早已写进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血脉，成为他们文化基因的一部分。当中华民族实现了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崛起，她不会满足于当新星新秀，她会为人类另辟蹊径，为历史别开生面的。
记者：你的剧本中，语言的尖酸刻薄、酣畅淋漓极易让演员忘乎所以，而这种嘻笑怒骂一旦“挣脱缰绳”，舞台上便会是一片“群魔乱舞”，就连对弱势群体的表现也容易成为搞笑。但是在剧场内，观众的情绪却始终被控制着，尽管会不断有笑声，却不会让你沉浸在笑声中。
黄：我们在整个演出中并不希望赚观众廉价的笑声，有时候越发笑越不成功。所以在编排的时候，我们还把演员一些有搞笑效果夸张的表演进行了控制，否则那种小品或者娱乐的味道会影响整个演出的感觉。我们更满足于观众欠起身子在那儿认真地听，希望观众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观演之中。
记者：《大路》的导演王焕青先生是一位画家，但是看过这部戏的人却有这样的感觉，认为王焕青所采用的舞台呈现给你的语言找到了珠联璧合的形式。
黄：王焕青和我有一点类似，就是我们原本都不是话剧圈子里的人，但是他的艺术感觉特别好。我觉得科班导演有时候会有自己现成的模式，但找另外一个领域的人又会比较冒险，选择王焕青做我这个戏的导演，主要是出于对他本人的判断，他的艺术素养很高，同时我们在价值观和思想理念上比较认同。
王焕青在整个戏剧的风格上呈现了两个特点。首先，他没有把这个戏做成闹剧和轻喜剧，保持了应有的简洁。其次，他在排练的时候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找到了大的风格上的画面感、雕塑感，呈现了一个史诗剧应有的状态。《大路》中有音乐、语言、形体、多媒体四种形式的互动，还有就是关于道路和行走意向的贯穿，使得整个戏剧具有很强的穿透力。
记者：在当今的话剧舞台上，很多戏剧的娱乐功能是最大的票房保证，你的这个戏却使得舞台成为了一个社会论坛，很多人看完了有很多话要说，你的戏承载了很强的社会功能。
黄：戏剧不仅仅只有娱乐的功能，它应该是一门公共的艺术，应该表达多数人共同的关怀。话剧从国外来到中国一直就是知识分子的文化，就是多元的，而知识分子的这种社会关怀又和专业人士不一样，中国的话剧从来如此。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话剧走向市场化以后出现了一些变化，它除了被体制内的人掌控以外，还被资本掌控，在这个过程中，话剧成了新的小市民身份消费的工具，这些人可能很有钱或者学历很高，但是惟独缺少社会关怀，但我恰恰认为戏剧不该抛弃反映民族生命共同体的那种关怀。
记者：尽管《大路》的舞台极端简洁，只有一块投影幕布和一条十字交叉的道路，然后用演员的各种行走姿态传达丰富的意象。很多看过此剧的人却觉得这个戏从形式到内容是真正的先锋，这种先锋又和那种满舞台都是装置的先锋戏剧很不一样，也有人把你的戏归到社会问题剧里面，不知你觉得这个戏该属于哪一类？
黄：我上演的这部作品肯定不是写实，但也不是先锋。我讨厌先锋，先锋现在变成了很多小骗子在那里装神弄鬼。其实，这部戏被归到哪一种类别里面并不重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可以用任何方式表达自己对社会的关怀，因为戏剧的表达更具有公共性，我更喜欢这种表达方式。戏剧对于我来说是用来载道言志的，写戏不是我的职业，我表达完了就跑了，又会流窜到别处。
记者：在一些学者有关这个戏的座谈中，有人对这个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有人认为戏的整个姿态是在“装”，还有人说看这个戏的感觉就是相当于“20个出租车司机的俏皮话”，对于别人的批评，你怎么看？
黄：那些看过戏剧的人有比较喜欢这个戏的，有不太喜欢的，有完全不接受的，我还真有一种感激的心情。即便大家观点立场不一样，但是大家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对这个社会，对中华民族的命运，可能有一种共同的关怀。至于出路，具体的何去何从，这些观点又可能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可能有的时候是往东，有的时候往西，差180度，但只要他能够对这些东西关心，我就觉得这已经好像有点一伙人的感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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