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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影响之大，连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都不能回避。他们请来了专攻西方哲学、西方文化和基督教思想史的赵林教授，这正好撞到了赵林的枪口上。他用“文明冲突与文化融合”和“中西文化的精神差异”等三场讲座，完成了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应答。
亨廷顿认为：自从“资本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阵营”的冷战结束以后，原有的世界划分已不存在，世界需要新的划分法。他认为文明体系的冲突已凸显出来，他按照宗教信仰或价值系统来区分世界，就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中东伊斯兰教文明、东亚儒家文明，以及南亚印度教文明。他甚至认为，21世纪的威胁主要可能来自伊斯兰教文明与儒家文明的联合，这两者将会携手共同对抗西方基督教文明。
随着苏联、东欧的解体，世界似乎突然失去了“地图”，有人很快地提供了新的简明“地图”，这自然要引起广泛的关注。作为中国学者，赵林以清晰的头脑，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作出了一个理解的否定，一个有分析的肯定，一个重要的修改。
赵林理解的否定是，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代表着美国国际政治策略的习惯性意图以及本位主义立场。在美国的国际政治策略中，常常喜欢设定一些可能的竞争对手，作为美国政府国际关系政策的重要智囊成员，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无疑是为美国的未来国际战略提供咨询的思想观点，带有浓郁的“西方中心论”色彩。在赵林看来，这是以西方本位主义的立场在防范着其他文明。赵林所否定的就是关于儒家文明将会成为冲突的主角的预测。
作为获得历史学硕士又转攻西方哲学与文化的赵林博士，他肯定的是亨廷顿对人类文明的演化趋势和未来状况的分析。赵林用一种宏观和长程的历史视野来解析世界文明的演化历程，他认为：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冲突与融合，构成了15世纪以前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第一次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入侵和文化杂交，大约持续了1500年，到公元前6世纪结束。它瓦解了地中海的爱琴文明、古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明以及黄河流域的中国先秦文明等最古老的文明形态，演化出了希腊罗马文明、波斯帝国、古代印度文明、秦汉帝国等子代文明。
第二次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入侵和文化融合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7世纪，它导致了秦汉帝国、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的解体，产生了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儒教伦理文明以及佛教—印度教文明，形成了亚欧大陆的四大文明体系的分野。
13世纪到15世纪的第三次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入侵，导致了一些国家的灭亡，但并没有能从根本上改变四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文化特征和亚欧大陆文明体系的基本格局。这是因为四大文明体系已经有了自己的高级宗教—伦理价值体系，就很难从根本上被改变了。但是第三次大入侵却刺激了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内在变革，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等一系列文化变革，在政治层面上宪政体制和民主体制取代了专制制度，在资本原始积累的基础上进行了工业革命。新兴的工业文明取代了游牧文明，并在200多年的时间里与传统的农耕文明形成了新的对峙和冲突，并且取得了全面胜利。在武力征服、经济渗透和文化引导的多重作用下，使传统的农耕地区的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西方的制度规范和价值观念。
用文明体系的演变，重新看待世界的历史，人们不难得出结论：当今世界上确实出现了几大传统宗教—伦理价值系统复苏的趋势，以传统宗教—伦理价值体系为主要纽带的文化认同，已日益代替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认同。
对这一趋势的认同，并不表明赵林对亨廷顿结论的认同。赵林作了一个重要的修改，用“文明的分野”来取代“文明的冲突”。他认为，“分野”只是表示了一种彼此区别的客观状态，既可能导致不同文明之间的暴力冲突，同时也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提供了人道主义的平台。赵林看到了不同文明价值观可能发生冲突的趋势，他更看到了全球殖民化过程中文明对话的不平等。因而，用“分野”，寄托了他的两层寓意：
一是只有彼此承认对方文明存在的独立价值，承认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差异，才能平等对话，消除冲突。
二是如同西方基督教文明在第三次游牧世界的入侵中受刺激而进行变革一样，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非西方世界的传统宗教—伦理价值系统将会以自我更新的方式生长出适应时代要求的新文明形态。冲突只是一种显见的指标，融合以及自我更新则是更加漫长和深刻的历史过程——这就是《赵林谈文明冲突与文化演进》一书给我们的启迪。
《赵林谈文明冲突与文化演进》 赵林著 东方出版社 2006年11月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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