岷县“乞丐村”：复苏尊严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到本世纪初，岷县中寨镇小寨村和虎龙村群体性外出乞讨，成为一种延续多年的生存现象。一个奇特情况是，这个大都是中青年人的乞讨群体中，他们乞讨的手段竟是带着自己的孩子、甚至“租孩子”，远走他乡，艰难求生。
当外界大量的关注渐渐归于平静之后，小寨村的人们开始修复丧失已久的自尊，在内心的颤栗中寻找家园里希望的明天……
几乎在一夜之间，这个偏僻村庄的名字，迅疾进入了全国媒体和公众的视野。
2005年夏秋之际，国内不少媒体走进了甘肃岷县中寨镇小寨村。短时期内，这个只能生长黄芪、当归等药材的村庄，像一口架在火炉上的热锅，散发着炽烈的热气！一年之后的2006年秋末，这里逐渐“降温”，恢复平静。小溪从村边环流而过，宁静中，酝酿着另一种新的精神气象！
过去，它因乞讨而出名，现在，因乞讨而深感疼痛。一副硕大的石头镜罩在黑红黑红的脸膛上，71岁的董牛哥老人坐在河滩路面的小凳上，注视前面不远处校门口簇拥的学生出神！
董牛哥不是小寨村本地人，他家住在另一个村的山上，他在这里摆小摊已有七八年了。“大概去年，这里的学生一下子多了起来，以前能看到一些孩子在路上玩耍，现在基本看不到了，都上学去了！”老人眼睛眯成一条缝，笑着说，“好啊！孩子们学到了知识，就不走我们这条老路了！你看我们这里多穷！”董牛哥说，从去年开始，这个村里的人出去乞讨的很少了。
没有出去乞讨的原因，村民有一个最普遍的说法：孩子进学校了，外出乞讨没孩子可带了！利用孩子的纯真无邪去乞讨，这种现象在这个有名的乞丐村延续了多年。
50岁的谢和春说，从1975年开始，他就开始乞讨，后来儿子三四岁的时候，他带着一家三口出去乞讨了3年，“不带孩子讨不上啊！”儿子今年17岁，在县城中学上高中，那时候，他年龄不过三十五六岁。“饭不是好要的，谁都知道那是很不光彩的事，但生活没有办法啊！”在成都的时候，楼洞、屋檐下、车站等地方他都住过，天黑了走到哪里就住到哪里！
“你觉得那样做对孩子有影响吗？”
“那时候，没有多少想法，村里的许多孩子都出去过，现在感觉对不住孩子！”2005年在小寨村刮起了一场“风暴”，关于他们乞讨的经历出现在电视和报纸上，他们感觉被人“活生生地剥光了衣服！”“是心里痛！”谢和春加重语气这样说！
去年寒假，李玉平帮助谢和春的儿子在县城找到了上学住宿的房子，还给了一套衣服，“现在政府也关心了，去年镇上还给孩子200元上学补助！”
李玉平是村上唯一一个大学生，现在已经从湖北国土资源职业技术学院毕业。他和谢和春的儿子一样，有着同样痛苦的乞讨经历。上大学后，他利用寒暑假回到家乡，劝说呼吁小寨村的孩子“不要下跪，站起来做人！”。
在李玉平家院子里，两头大猪在地上拱来拱去，屋檐下挂满了晾晒的黄芪和党参。李玉平的父亲李尕侯正在屋里用绳子穿药材，他憨笑着招呼我坐在炕上，攀谈的整个过程，他始终没有丢下手中的活儿。
李玉平五六岁的时候，李尕侯带着儿子去成都乞讨。“我当时三十七八岁，这个年龄身强力壮，出去乞讨，肯定没有人给！”李尕侯带着儿子，大冷的冬天，父子俩蹲在成都市的二仙桥、九眼桥上，父亲抱着二胡，拉着《康定情歌》、《洪湖水浪打浪》，儿子伸出冻红的小手，向行人乞要！
“那一次，我印象最深，晚上住在市郊的窑洞里，刚出过砖瓦的窑洞热乎乎的，孩子躺着，我用盖砖瓦的草帘子盖在孩子身上……我们父子俩等待天亮！”后来，李尕侯被当地收容站遣送到阳平关，“身上讨要的200多元钱被收容站工作人员搜走了，孩子当场吓得直哭！”李尕侯带着儿子讨要过两次，第三次出门的时候，李玉平死活不去了，“人家的娃娃都上学念书，你打死我，我都不去了！”
一个五六岁孩子的反抗，结束了他那一段屈辱的乞讨经历，但这种痛苦一直延伸到他走进大学校园。于是他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奔走呼吁家乡的孩子：“不要下跪了，站起来做人！”
居住在另一个村庄的外孙女小花，住在外公李尕侯家，现在她在小寨小学上学。小花今年11岁，上小学二年级。她3岁的时候，就跟着父母外出乞讨挣钱，去过上海、北京和无锡。去年暑假去了北京，今年放暑假去过无锡，“一天30元，再不想去了，给人家跪着乞讨，很丢人！”小花说。
小花说，“大城市好，有高楼，柏油马路平平的，我们这里的山路骑自行车经常摔倒！”在小花的印象中，舅舅李玉平很能干，他是她的精神榜样！
另一种情况更让人扼腕，虎龙村的李文义因租着一帮孩子乞讨而“声名远播”。他付给被租孩子家长每月300元的工资，这些孩子奔走沈阳、郑州等大城市，他在幕后操纵，孩子们为他“工作”！有人背后骂李文义和孩子的家长：“丧尽天良了，孩子完全成了赚钱的工具！”
从李玉平到谢和春的儿子、再到眼前的小花，小寨村及其周边的村庄，孩子乞讨群体延续了两三代人！
李尕侯说，想到带孩子外地乞讨的情景，他的“心在流血！”，这种痛苦可能会折磨他很长时间！谢和春和李尕侯的这种感受，同样波及到了村里有过类似经历的家长身上，过去他们只是认为那是丢人不光彩的事，现在他们感觉到践踏和摧残了孩子的自尊和心灵！
在小寨小学，知识教育和心灵修复一并走进了课堂。
这个秋末的下午，正是小寨小学临近放学的时候，孩子们涌出教室，有的在校门口打扫卫生，有的拿着塑料桶在校门口的泉水旁打水。我乘坐的出租车刚刚停到村口的树阴下，学校门口的孩子们的眼光便齐刷刷地投了过来。
相距不过20米的距离，我逐渐走近孩子们，他们笑嘻嘻地打量着我。围拥的过程，他们嬉笑、扮鬼脸的样子出现在我手中数码相机的屏幕上，他们看到自己搞怪的样子，一个个笑得前仰后翻，乱作一团。
微妙的情绪在瞬间出现！
“叔叔，你拍的照片要登在报纸上吗？”忽然，一个大男孩疑惑地问。“是啊！你愿意不愿意？”
“上了报纸我心里会不好受的！”他说。
我有些愕然，继而不安。他为什么担心自己的照片登载在报纸上呢？
有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怯生生地说：“叔叔，我再没有跟着爸爸出去讨过饭，我想上学！”孩子的眼神好像是在承认错误似的。不知怎么地，我喉咙里突然滚出了一声：“好样的！”
下午4时许，我第二次来到小寨小学，校长李光辉正在操场上和几名教师安装一副刚刚从县城拉来的篮球架，他去县城就是专门办这件事的，他乘坐三马子颠簸了35公里路，身上沾着灰尘！
“去年不少媒体报道了小寨村乞讨的事，有些情况不属实，所以老师和孩子对来访的记者比较敏感，其实也没有什么，实实在在地说就是了！”李光辉坐在我的对面笑着说。
李光辉说，小寨村孩子跟着大人外出乞讨主要集中在两个假期，“挣上学费，回来继续上学”。但是这位有着27年教龄的小学校长，言谈中流露出的担忧似乎让我理解了刚才孩子们说的那些话。自去年以来，岷县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更加关注小寨村孩子的上学问题，加上“两免一补”政策的推行，客观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孩子就学率在98％左右。但是李光辉深知，孩子的心灵成长至关重要，而小寨村的孩子不同程度地都有过乞讨的经历，“这些孩子和没有乞讨的孩子不一样，养成了不好的习惯，跪在别人面前行乞，自尊心丧失了！”
在课堂上，老师都要语重心长地给孩子们进行“自尊和羞耻”教育，同时把这种教育延伸到孩子的家庭！
“现在，我们还不能在课堂上过多地追问孩子有关乞讨的事情，许多时候老师轻松而开玩笑地问，今年再出去没有？孩子们说：没有！”李光辉说，他们希望在和谐的校园里，“让孩子们受伤的心灵得到修复！”
在校门口，有几个孩子捧着书本读课文，我问了4个孩子，就有2名孩子有过乞讨的经历，他们低着头，我没敢多问！
对于外界的关注和报道，小寨村村支书杨敬忠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报道上说的80％的人出去乞讨，根本不是事实，小寨村12个社，2500多口人，带着孩子讨要的基本集中在一社和六社等少数几个社，宕昌、渭源等地乞讨的人，也自称是岷县小寨村的！”
有些人的确通过讨要家里富起来了，加上打工，家有存款10多万元的人家大有人在，不少人家都有摩托车！但近一两年内，孩子大了，要上学，出去讨要的人很少了！同时，国家政策越来越好了，对一些特别困难的家庭都能够及时给予帮助！
学校门口小卖部的老板娘发现，从去年秋后开始村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的小卖部以前就卖一些百货之类的，孩子的学习资料从来没有进货！但从去年秋季开学后到现在，有好多学生家长到小卖部询问学习资料的事，于是就赶紧从县城进了一些学习资料回来！现在一些年龄偏大、但一直没有读过书的孩子也开始上学了！”
村里的年轻人现在不但愿意谈及乞讨的事情，而且在进行深刻的反省。在村口，不到30岁的黄峰（化名）被我硬生生地“挡住”了，沉默了一会，这位年轻人打开了话匣子。高中毕业的黄峰直言：“乞讨虽然是为了生存，但是把孩子给害了，我想他们一辈子都抹不掉心里这块伤疤！”
黄峰感慨，一个人的力量无法抵挡沿袭多年来的乞讨陋习，“生长在这里，过去生活在一种惯性中，对带孩子出门乞讨这样的事情漠不关心，现在看来，的确有些可怕！”
“为什么？ ”
“过去乞讨，外界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地关注过，村里的人都麻木了，无所谓了。现在看来，奔着一个‘钱’字去了，但却把孩子的自尊给讨丢了，你说，下一代没有了希望，活着有啥奔头！”
黄峰的孩子还不到上学的年龄，他希望小寨村人能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彻底结束乞讨的历史，让孩子们有个幸福快乐的童年！
“今年药材价格平稳，只要人勤快些，外出打工再挣上一些，日子会好起来的！”说话间，黄峰的语气里充满了一股狠劲和血性！黄峰这些日子奔波在陇西和岷县县城之间，他借贷了一笔钱，正和一家公司洽谈药材加工的事。
但愿像黄峰所希望的那样，让他们这一代人成为小寨村多年乞讨恶习的终结者！
本报记者 朱静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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