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走过漫长的一百年，回眸，想起了滨江关道。

　　关道衙门，从废墟中站起来，却遗忘了曾使它令洋人刮目相看的施肇基！

　　施肇基，这位祖籍浙江杭县的留美博士。1908年至1910年里的26个月，他曾被清廷以正四品顶戴委以哈尔滨海关道、滨江道道台。受任时虽年仅31岁，但小小年纪已有15年与洋人打交道的经历。他16岁随出使“美日秘国”的钦差大臣到华盛顿做翻译学生。22岁被清廷驻俄钦差大臣邀到圣彼得堡帮忙一年。1902年留学回国，入张之洞幕府。1905年，施肇基随五大臣出国考察，时年28岁。第二年，出任京汉铁路督办。他是在京汉铁路督办的任上，被调任滨江关道的。委派这样一位人才到开埠不久的哈尔滨出任道台，与其说朝廷对边城的重视，不如说清廷对哈尔滨乃至极北边疆形势的忧虑。其时，与哈尔滨命运攸关的中东铁路全线通车才5年，哈尔滨开埠设治不足三年。日俄战争硝烟未散，受战争刺激的各国列强纷纷插手东北事务，争先涌入哈尔滨。沙俄于1907年1月14日在哈尔滨设立领事馆，七天后，美国领事馆便在哈尔滨挂牌；两个月后，日本驻哈尔滨领事馆开张；紧接着法国领事馆在哈尔滨出现。此后，西班牙、德国等国家也相继在哈尔滨开设领事馆。哈尔滨陡然风紧云急，成了列强角逐的新舞台。与此同时，由于日俄战争驱动，哈尔滨人口从1903年的四万四千余人，猛增至1905年的25万人。其中，傅家店人口达15万。偏偏此时，因沙俄战败，俄国在哈尔滨的势力大大衰退，致使哈尔滨经济萧条，仅房租就下降了10－20倍。更为糟糕的是，首任滨江道道台杜学瀛虽因在任时“颓靡自私，罔知政体”被朝廷革职，但其初创的关道衙门徇私舞弊之风盛行，办事效能低下。施肇基走马上任，面对内政外交上的种种难题，自然想从整顿关道衙门入手。他就此事向道台衙门掌文案的毕祖光先生求教，毕祖光建议：“道署之人，不必多换，‘就生不如就熟’，只要长官不贪，下属焉敢舞弊？”

　　施肇基虚心采纳此议，从自己做起力戒徇私舞弊，除本人应得的“薪俸公费之外，不纳分文额外收入”。结果，他到任后，“未换旧人，而前弊俱去”。

　　按规定，滨江关道负有巡防吉林省西北一带地方，兼管哈尔滨等处商埠以及关税、刑名事务，下辖新城、双城、宾州、五常四府和滨江、榆树二厅及长寿、阿城二县。事务繁杂程度及施肇基当时的心情，可从他的早年回忆中察知。他说，“余在（滨江关道）任26个月……经办事务烦而且重，前任后任无一终局者”。（《施植之先生早年回忆录》）偏偏他自己又是“一出洋学生，对国内情形隔膜”，如何不辜负国家委命，使自己摆脱在任“无终局”的命运，曾几度困扰过施肇基。好在他毕竟受过良好的教育，经办过大大小小的政务。在滨江关道处理本埠民事时，他一改前任专横跋扈的作风，依靠道衙内毕祖光等属员，发挥他们“思虑周详，文笔圆到”的长处。由是关道政风为之一新。与此同时，施肇基集中精力以自己受过西方教育的优势，经常拜访各国驻哈尔滨的领事及中东路局，视察辖区的各处海关、商埠、处理错综复杂的涉外事务。他处理地方事务与外交的能力，很快征服了洋人。当时，“英国驻哈尔滨领事SIY尝告同僚云：此间交涉事项宜多迁就施道台，使其久于其任，施道台若离任，其规模办法必皆随之俱去。因其方法甚新，同时中国官吏不能行其法也。”（《施植之先生早年回忆录》）

　　洋人认识到施肇基执掌滨江关道的重要性，尽力维护他，这为施肇基处理涉外事宜提供了有利条件。当时，滨江关道最艰巨的工作是处理辖区内沙俄侵犯中国主权的事。施肇基上任不久，即奉命与东三省总督代表到沙俄中东铁路公司谈判，收回松花江的航行管理权。

　　松花江航行管理权问题，一直是清政府的棘手问题。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爆发“庚子事件”，俄军乘机占领东三省，同时借机攫取了松花江航行管理权。中国政府多次指责沙俄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都无效。1908年5月，施肇基到任后，对前任未能完成的这项任务，进行了仔细的调查分析。在第一次与中东铁路总办霍尔瓦特的谈判中，施肇基就援引国际法，明确提出了撤消俄国在哈尔滨成立的水利会，收回松花江航行管理权的主张。由于施肇基谈判有理有据，深得东三省总督的欣赏。后来，总督将谈判事宜全部委托施肇基。施肇基在第二轮谈判时（1908年10月），终于使沙俄低头，同意撤消俄国在哈尔滨成立的水利会。11月21日，施肇基代表中国政府接收了沙俄的水利会。在新的行船章程制订前，中国方面制订了《水利会暂行章程》，收回了松花江的航行管理权。接着，施肇基又于1909年6月为抵制俄船独占松花江航运的局面，他奏请获准宣布松花江对各国开放，并在哈尔滨、三姓、拉哈苏苏设立海关，开征关税。

　　从有关史料看，施肇基在滨江关道任上遇到的最麻烦的事，是与清廷外务部一起反对沙俄在中东铁路界内搞“自治”的阴谋。早在1902年，沙皇在俄罗斯全境推行城市自治。1905年俄财政大臣提议，将俄城市自治规则推广到中东铁路租界内，并成立了相应的“哈尔滨实施自治问题审议委员会”。其用心，是想以“自治”为名，分裂、吞并中国领土。1906年沙俄财政、外交、陆军大臣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由俄国满洲军后方总司令伊万诺夫中将为首的“哈尔滨实施自治问题审议委员会”提出的所谓《哈尔滨自治草案》，并通过《在中东铁路附属地内建立民政处大纲》10条。这期间，清政府对此毫无反应。1907年8月，沙俄财政部顾问希鲍夫来到哈尔滨，在哈尔滨逗留近半年，紧锣密鼓策划哈尔滨“自治”，通过、颁布了《哈尔滨自治公议会章程》。中国也未采取对策，等到施肇基上任，沙俄策划的哈尔滨“自治”已进行两次预选，一次正式选举，产生了“公议会”、“公议会董事会”。董事会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已开了五六次会，从中东铁路方面接受了商务、公园泵站、上下水、水塔、消防、教育、城市规划、医疗卫生、房地产税收等市政管理权，还颁布了《商业税收规则》、《城市建设规则》、《保持街道卫生规则》、《房地产税收规则》等条例。面对这种事实，清政府直到1909年3月，才派出外务部尚书兼会办大臣梁效彦会同施肇基，与俄使廓索维兹，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等就在中东铁路界内搞“自治”，设“公议会”的问题举行谈判。首次谈判，无果而终。施肇基又设计利用美英与日俄的矛盾，抵制沙俄的哈尔滨“公议会”，未能奏效。结果，只能在同年5月举行的又一次谈判中，迫使沙俄在签订《东省铁路界内公议会大纲》的文件里写明“承认中国主权”的条文，其它既成事实，都未能改变。

　　在这期间，施肇基还参与处理了“乌泰借款案”。施肇基的对策打破了沙俄觊觎东蒙的美梦。当时在哈尔滨的美国人RogerS/Greene（格林）曾耳闻目睹施肇基的政治作风和政绩，他后来对胡适说：

　　“那个时候（1908－1910）离日俄战争才不过几年，中国官吏能在北满洲建树起一点好成绩，为中国争回不少的权利，是不容易的事，是值得留下一点永久的记录的”。

　　施肇基于1910年底离开滨江关道，调任吉林洋务局总办，不久出任外务部左丞。清末，民国多次出使欧美，是中国1919年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一代著名外交家晚年回忆依然难忘滨江关道。　（黑龙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