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诚可贵，“创造”价更高

　　教育家刘墉问道：莎士比亚只有一个，但是研究莎翁的人有多少？曹雪芹只有一个，但是研究“红学”的人有多少？王羲之只有一个，但是千百年来专习王体的人有多少？研究是珍贵的，但是一万篇“红学”论文也比不上一部《红楼梦》。

　　诞生于2500多年前的《孙子兵法》，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兵书，也是迄今为止影响最为持久而深远的军事理论著作。毫无疑问，作为东方兵学智慧的结晶，研究是非常必要、非常应该的，但关键是要有新创造、新突破，决不能陷入唯“孙子论”、仅停留在“孙子云”上。这几年，我军学术专著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但能像《孙子兵法》那样引起共鸣、走向世界的学术专著几乎没有，其因之一，恐怕就是只有“研究”而无“创造”。据说，《孙子兵法》传播到日本后，他们在研究上不是大加推崇其观点，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寻其弱而击之，其首部兵书《斗战经》就是批判《孙子兵法》的产物，从而形成了独有的“武士道”并成为了社会精神。人云：聪明的人跟着伟人走，伟人自己走；一等人创造，二等人研究，三等人模仿。所言极是。一味地研究他人、模仿他人，自己永远也成不了军事理论研究的伟人。

　　莫把“定论”当“新论”

　　一位物理学家根据光的折射理论，利用一套精密仪器成功测算出鱼叉和鱼的运动速度，费尽周折得出一个结论：叉鱼时鱼叉应该瞄向鱼的头部。他非常激动，想把这一“理论”转化为“生产力”，于是便兴冲冲跑到河边告知渔夫，不想渔夫听后哈哈大笑：“我们祖祖辈辈都是把鱼叉瞄向鱼的头部啊！”

　　当代军事理论研究中，这类把“已知当新知、把定论当新论”，大做无用之功的人也不少。比如，有人分析研究近几年来美国发动的几场局部战争，在打法上几乎没有雷同之处，于是得出美军是“一场战争、一种理论”的结论。其实，对军事理论和战争常识稍有所知的人都应了解，“一场战争、一种理论”并非美军的独家发明，战争原本就该如此。有资料显示，迄今世界上已发生的战争大大小小有14000多场，尚无两例打法完全相同。究其原因，就在于兵家真正把握了“作战理论取决于战争的目的；战争目的不同，作战理论自然不会相同”这一马克思主义战争理论的基本要义。倘若真的要“几场战争、一种理论”，恐怕离失败也就不远了。还有，当今非常流行的“非对称作战”，从其实质来讲就是“以己之长，击敌之短”，也并非全是新东西，并没有超出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范畴，而我们一些研究者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大书特书，无非是在以定论解说新的例证而已。

　　“少作牵强附会言”

　　著名文人黄永玉讲过一则笑话：有学生递假条给校长，上写：“生姑父之岳父令返家，因生之岳父有女出阁。请准假若干。”校长发火，责备该生写得累赘，要求他“简言”！该生改答：“爷爷叫我回去讨老婆”。校长斥之：“胡扯到这样地步！”该生感到委屈，哭诉说：“无转折跌宕，不似做文章办公文样子……”

　　当前军事学术领域的某些现象何尝不是如此：本来一两句话就可说明白的事，一些人却非要写一本书不可，人为地搞得非常复杂繁琐。这些年，我们常以美军说事。其实美军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概念，像系统集成、战场空间感知优势、打击战略重心、脱离接触作战、网络中心战、快速主导性作战、五环目标论等，每个都直奔主题、直击要害，且平白直叙，没有那么多拖泥带水、故弄玄虚的“弯弯绕”。反观我们一些理论研究成果，却总给人以雾里看花、不知所云的感觉。想当年，关于中国民主革命武装斗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本可以写好大本书、讲一大堆理的，但毛泽东仅用一句话来表达：“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只有八个字，言简意赅，既深入浅出，又形象生动，连没有文化的老百姓和普通士兵，也能听得懂、记得住。在军事学术研究中，我们不妨多学一学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写作风范，多些画龙点睛之笔，少些牵强附会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