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地方以牺牲农民的利益来创造自己的政绩和发展自己的诸侯经济，这应该说是当今农村最大的困惑

　　土地违法所侵害的已涉及到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利益和产权的问题。近年来，有的地区农民群体上访和越级上访，就是因为有涉及土地的各种矛盾突发成许多恶性事件酿成的。群众的不断上访常常迫使从中央到地方用了很大的人力和财力来化解矛盾。

　　引发“民告官”的原因

　　“民告官”往往因为失地农民的权益没得到维护，特别恶劣的还在于一些地方政府违法侵权：

　　其一、以权执法。为了非法大卖农田，则可用手中之权，盗用国家规划法，破规划、变规划，有划无规，想怎么划就怎么划，市县都有省级大开发区，县、区都有大型工业园区、村村都有项目基地，实为变非法为合法的盗卖农田。凡被圈进开发园区内的农田耕地，庄稼被毁、房屋被拆，则可不要依法报批和不给农民补偿安置而成了合法盗卖农田耕地的“中转站”，成了收支一条线的“大钱庄”，自然也就会极易地进入权力的口袋了。不然，国家已审判终结的腐败大案，根据权威资料所作出的显示，为土地发案的要占78%以上；

　　其二、重拆重建的问题。许多高楼刚建还未进驻，又被新规划而要重拆重造，实为炒地皮卖花楼。对城镇人口实行“大换血”，有钱的人买得起房产成了城市新主人，成了富人的“乐园”；城镇中的祖籍居民都要被强行迁往农村，另圈农田盖安居房而成了“两栖农民”。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城镇拆迁首先要有合法的“五证”，特别是要首先与被拆迁户平等协商签定好补偿安置协议方可实施拆迁。但这些法律规定都统统不在地方政府的话下，在“一切都要为了不影响拆迁”的战斗口号下，可以先不经依法签定拆迁补偿协议，则可下令由公、检、法组成的指挥部指挥专业拆迁战斗队强行拆迁，强运室内家具财物，封门拆屋！由此，则可见其枉法侵权所造成的民怨又该有多么沉重！

　　其三、打造政绩工程、发展政绩经济所发生的许多盗卖农田耕地、强占公私财产的问题。对此，老百姓也不知投诉了多少，但多是石沉大海。为什么？地能生财，地能出琼楼玉宇和豪华别墅，地更能生酒色财气。

　　农民何时不再败诉？

　　国家新颁布的《信访条例》，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定，这就是“属地解决”。应该说，老百姓还是遵纪守法的，这样，就不会再有过去那样多的群体上访和越级上访了，改为向法院告状，以求诉诸法律解决。所以现在的“民告官”案件是直线上升。“民告官”，农民本来就是弱势群体，他们所能寻求给予救助的只有委托律师为最便利，而律师同样也是弱势者，何况，还有地方官员常有警示：“你们律师不要为农民群体打官司”，而公、检、法的警官们，又有多少敢不听地方党政首长的，因为他们的官帽子都是拿在同级党政一把手的手里。可以想见，这样的“民告官”能打赢官司吗？

　　笔者曾为农民群体对一个县政府非法下发“以租代征”的文件而盗卖耕地打官司，中级法院作出了“驳回起诉”的判令。上诉到省高院，则又以县政府已作出批文追认应视为是合法有效的，原判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原判，驳回上诉”。呜呼哀哉，又是败诉！一些地方不是在依法治农，而是在以权制农，甚至用坑农侵权手段大搞卖田卖地来招商引资，以牺牲农民的利益来创造自己的政绩和发展自己的诸侯经济，这应该说是当今农村最大的困惑和悲剧。

　　陈三乐，20世纪80年代曾任职于中共安徽省巢湖地委政策研究室，曾参与了多项农村改革的调查研究，后辞官专做服务“三农”的执业律师工作。

(责任编辑：黄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