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企业家告赢区政府后的遭遇

　　马昌华是一家集体企业的负责人，由于区政府的原因，他的工程款遭到拖欠，他打行政官司告赢了区政府，却不仅没有得到赔偿，反而因“妨害作证罪”被判刑。

　　现在他正在上诉。

　　“把区政府违法颁证的盖子掀开了”

　　2006年1月13日，四川省中地能源建设公司一公司（以下简称“中地公司”）的老总马昌华，正和朋友们一起庆祝自己的56岁生日，突然被达州市通川区公安分局以涉嫌诈骗罪拘留了。

　　这场欢乐的聚会拉开了这位民企老总牢狱之灾的序幕。作为达州市开江县政协委员的马昌华，其所在的开江县政协至今没有收到来自公安机关的情况通报。而中央政法委曾于1996年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依法对有犯罪嫌疑的政协委员采取刑事拘留、逮捕强制措施前，应向该委员所在的政协党组通报情况。

　　2006年10月17日，被羁押9个月之后，马昌华被通川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与被拘捕时的罪名不一样，这次的罪名是妨害作证罪。

　　马昌华的案子可追溯到9年前的一个工程。

　　1997年1月16日，达州市新区建设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新区公司”）与达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达县二建”）签订了建筑施工合同。合同约定，新区公司把西外镇团包梁小区B－1号房的修建承包给达县二建，达县二建垫资修建到二层时，新区公司应向其支付工程总造价的70％。

　　1998年年初，中地公司进场，与达县二建联合施工，并垫支了大部分建设资金。1998年年底，双方补签了一个《联合施工合同》，把落款时间提前至1997年1月18日。正是这份《联合施工合同》，后来成为通川区人民法院给马昌华判刑的重要依据。

　　他们施工的这块地，属于新区公司。早在1993年，新区公司就与当时的达县市（现在的通川区——记者注）国土局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但由于新区公司未能交清土地出让金，一直没有拿到《国有土地使用证》。

　　新区公司把自己掌握的土地偷偷搞了个“一女二嫁”。一方面，由于新区公司未能按照建筑施工合同的约定，按时向中地公司和达县二建支付工程款，1999年8月，经过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调解和判决，三方达成了一份协议。新区公司将团包梁小区B－1号房以及另一块地，以总价值680万元抵偿给中地公司，新区公司的几笔债务共计794万元，由中地公司代为偿还。相抵后，新区公司还欠中地公司114万多元。

　　另一方面，新区公司于1998年1月与另一家公司——达州市亨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达公司”）签订合同，把团包梁小区B－1号房的土地转让给亨达公司。

　　“一女二嫁”当然要产生矛盾。2000年3月，中地公司和达县二建被亨达公司告上了法庭，理由是两公司在B－1号房的土地上“擅自修建房屋”，侵犯了亨达公司的合法权益。

　　马昌华懵了：在自己的土地上修房子，怎么侵犯到亨达公司的利益了？但他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这块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已经颁给了亨达公司。

　　他不能放任属于自己的土地和建筑落入亨达公司手中。通过调查，他发现通川区政府在亨达公司未交清土地出让金的情况下，就给公司颁发了这块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属于违法颁证，这个违法行为导致他的利益受损。

　　于是他以“违法颁证”为由，2000年7月把通川区人民政府告上法庭。

　　经过一审、二审和终审，三轮下来，2004年5月11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新区公司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不具有转让土地的法定条件，同时，亨达公司不仅不具有房地产开发资格，也没有交齐转让金，因此撤销通川区政府给亨达公司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马昌华历时近4年的行政官司终于打赢了。马昌华的女儿马群说：“我父亲把通川区政府违法颁证的盖子掀开了。”

　　法院扣划了通川区政府的银行存款55万元

　　根据四川省高院的终审判决，在“一女二嫁”导致的纠纷中，亨达公司已经出局，剩下的事情就是中地公司通过法律程序去获得《国有土地使用证》，取得属于自己的经济利益。

　　然而，达州市中院恢复执行中地公司与新区公司1999年的协议时，遭到阻挠，中地公司迟迟不能得到《国有土地使用证》。

　　通川区人大常委会2005年在向上级的一份报告中，直接将省高院的判决称为“错误裁判”，可见通川区一些领导的态度。

　　万般无奈之下，马昌华向四川省委领导写信求助说：法院判决再好，不执行就是一纸空文……民告官，老百姓是弱者……恳请领导在百忙之中关心过问一下此事，我们再也拖不起了。

　　马昌华的确拖不起了，中地公司的资金都投入到了这个工程，一直收不回钱，公司已经被拖得奄奄一息；原先在一片荒地上动工的工程，如今成了一个烂尾楼，孤零零地淹没在周围矗立的楼群之中；他家里的防盗门被砸得凹凸不平——那是讨薪的民工因为拿不到工钱，朝他发泄不满和愤怒。

　　对于区政府拒不执行法院的判决，著名法学家、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11月16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输了官司的一方往往会认为法院的判决不公，但是不执行法院判决是违法的。

　　此事引起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督查室的关注，该机构给四川省委督查室发了转办件，后者又给达州市委督查室发文要求认真处理。

　　鉴于达州市中院执行不下去，2005年10月，四川省高院决定，由邻近的巴中市中院异地执行该案。

　　2005年10月起，短短两个月间，巴中市中院至少发出了4份民事裁定书来落实工作，巴中市中院还查明新区公司是通川区政府开办的企业，鉴于新区公司已经没有财产，因此追加通川区政府为被执行人，并扣划了通川区政府的银行存款55万元。

　　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使得案件的执行步伐大大加快。但扣划了通川区政府的55万元之后不到3个月，马昌华即被通川区公安分局拘留。案件的执行也就停顿下来。

　　达州市人大一位官员表示，一下子要赔那么多钱，通川区政府当然要慎重行事。

　　记者了解到，针对此事，通川区委、区政府曾召开常委会，并成立“专案组”（一说为“应诉组”）。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一位区委副书记任组长，成员包括区人大副主任贾玲、区法制局张蓉和一位副区长等人，涉及部门还包括公、检、法。

　　区人大副主任贾玲接受了采访。贾玲说：“现在的弱者不是马昌华，而是通川区政府。”

　　当问到为何在巴中市法院开始执行通川区政府的财产后，通川区政府就把马昌华逮捕时，贾玲说区政府是在遭到执行后，才发现了马昌华作伪证的问题。

　　谈到专案组的情况，贾玲接过话题说，她和区法制局张蓉就是成员。

　　当询问专案组是一个正式机构还是临时机构，以及成员、职能、目的等详细情况时，贾玲又对专案组的存在予以了否认。

　　11月7日，通川区法院和达州市中院都拒绝了采访。

　　“在一些地方，司法机关基本上屈从于行政机关”

　　对于马昌华“妨害作证罪”一案，通川区法院一审判决认为，由马昌华书写的一份关于欠款的“情况说明”，以及中地公司与达县二建于1998年年底补签的《联合施工合同》，均系伪造，“妨害了国家司法机关正常的诉讼活动”。

　　情况说明写于1999年3月20日，主要内容是新区公司的两笔欠款共计75万元，并且“于1994年起也未计息”。马昌华执笔写下情况说明，达县二建和新区公司分别盖章确认。

　　法院判决认为，在1999年达县二建起诉新区公司的民事诉讼中，这份情况说明导致法院在75万元欠款之外，多判了45万元的利息，因为“于1994年起也未计息”是不真实的。

　　马昌华在庭审中说，自己只是执笔而已，情况说明没有达县二建和新区公司的盖章确认，等于一张废纸，更何况自己当时并不知道75万元的欠款是否包含利息。他还表示，法院作出的计息45万元的判决，是根据法院的一份调解笔录计算出的，但按实际情况，根本计算不出45万元的利息。

　　而对于伪造《联合施工合同》的指控，马昌华表示：不管有没有这份合同，自己参加了施工是否认不了的事实。

　　他的代理律师李代波告诉记者，导致区政府在行政诉讼中败诉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两份材料，而是由区政府的违法颁证行为，所以依据这两份材料来定罪站不住脚。

　　四川省发展经济学会专家委员会对马昌华“妨害作证罪”一案进行了解后，11月7日以书面形式对通川区法院的判决提出了诸多质疑，这个委员会在质疑书中指出，本案存在先抓人后定罪的问题，马昌华以“涉嫌诈骗罪”的名义被批捕，却被掉换成“妨害作证罪”而被起诉和判决，马昌华“涉嫌诈骗”的罪证到哪里去了？

　　对马昌华被法院认定伪造《联合施工合同》，委员会质疑说，我国《合同法》第37条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马昌华不仅实际参与了施工，而且大部分的工程资金也是他投入的，补签书面合同和签约时间的提前或者延后，是合作双方之间的企业行为，怎能说是犯法？

　　委员会提出质疑：马昌华垫钱帮区政府的公司修建了工程，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拿不到一分钱，为何他打赢了与区政府的官司，反而被区政府抓起来，并被法院判刑？

　　10月21日，马昌华的律师已将上诉状提交至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于马昌华“妨害作证罪”一案的种种蹊跷，贺卫方教授认为，行政权力一权独大是比较普遍的情况，由于司法机关的财政、人事等权力都控制在行政机关手里，在一些地方，司法机关基本上屈从于行政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