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海内外100余名学者齐聚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参加“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学术研讨。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著名爱国将领、西安事变主要发起人杨虎城将军的孙子杨瀚先生的《杨虎城大传》于“双十二事变”70周年纪念日前推出。这是国内目前最翔实、也是事变当事人后代撰写的第一本杨虎城将军传记。就西安事变和杨虎城将军有关话题，杨瀚先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写书是为了澄清他人错误认识

　　记者：人们对“西安事变”有个逐渐认识的过程，您是“西安事变”主要当事人的后人之一，这些年您对世人正确了解“西安事变”做了些什么工作？

　　杨瀚（以下简称“杨”）：我对帮助人们了解“西安事变”的工作，近些年开始做得多一些，以前十余年主要是关注和收集研究资料。2000年前后，我先后两次面见了张学良，替父亲完成了他的遗愿。

　　在1999年和2000年两次在夏威夷面见张学良时，他对“西安事变”只字不提。当听到杨虎城的后人来探望他时，张学良表现得很震惊，“身子抖了一下”，但是他没有过多的话。对这一点，我始终感觉很诧异，不明白其中的原因。

　　在那个时期，张学良在台湾的资料都没有发表。后来这些年，这些东西我也慢慢接触到了。我在海外感觉比较深的是，海外的华人对这段历史非常不清楚，即使知道一些的，仅仅知道张学良而不知道杨虎城。关于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到底起到什么作用了解更是少，有些甚至误解“说他是老粗、怕死、懦弱”。

　　误解的评价占到大多数，这也促使我下决心，应该把我所掌握的一些东西客观的告诉世人。对事变也好，对杨虎城本人也好，能有个全面的了解。

　　同时，随着时代的进步，中国国民党也迈出了很大的步伐，打破了与中共交流的坚冰。特别是连战跨过海峡与大陆握手，这都体现出了民族的进步和和解。过去“不共戴天”的两个政党今天能够走在一起，体现一个大的和解。“西安事变”作为两党之间曾经争斗的表现，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再说杨虎城将军家人的惨遭杀害，也都是因为这个事件而造成的。（作为后人）也更促使我把这个事情做一下，一方面给连战写信，另一方面开始着手写一本有关杨虎城的书，帮助大家了解事变的同时，也包括我自己在写书的过程中对事变加深了了解和认识。

　　先后和连战马英九通信

　　记者：这些年，围绕“西安事变”和杨虎城将军，您和台湾哪些人通过信？有哪些交流？

　　杨：第一次给连战写信是在去年的5月，11月接到有关回复。其间，我先从台湾媒体得知一消息，“在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中国国民党党部的展览里出现了有关杨虎城的介绍。主办者还特意向记者透露，这是一种进步。”过了不久，中国国民党大陆事务部负责人给我回信，并再次告知我，国民党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举办的展览里，特意设立了一个有关“张、杨”的专柜，展出了杨虎城留下的文物。

　　把一个60余年都未曾提及的人物，放进公开的展览里，这表示出对岸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承认历史事实。

　　去年年底，一位名叫杨天石的学者通过电话告诉我，马英九对这件事也非常关心，曾专门派他的党史馆馆长去查历史资料，试图搞清楚杨虎城是怎么被捕的，是谁最终下令杀的杨虎城。期间，由于台湾缺乏这方面的资料，曾从大陆调阅了相关的资料。

　　后来，我通过电话找到这名馆长，并从馆长处得到确认，他们确实正在做这件事。但由于连战与马英九“交班”时，未详细交待有关事宜，建议我给马英九写封信。这样，我在今年1月给马英九先生写了一封信。目前，据我所知国民党已经搞清楚了杨虎城遇害的过程。

　　作为杨虎城的后人，我首先希望从法理上和人性上先解决（杨虎城被害）问题，你（国民党）要承认首先是杀错了，第二要承认株连子女更是不对的。至于其他问题，可以有充足的时间进一步澄清。

　　“西安事变”险些提前发生

　　记者：世人一直在争论，“西安事变”中杨虎城和张学良到底是谁在起决定性的作用。作为杨虎城的后人，你站在今天的角度如何评价“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合作？

　　杨：不管怎样，作为“西安事变”的发动者，是两个人共同进行的，但“西安事变”的发展过程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它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准备，前前后后有几次大的酝酿。包括“西安事变”发生的12日之前，有几次预演和一次误会，险些导致“西安事变”的提前发动。

　　在这个复杂过程中，杨虎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杨虎城是一个既反封建又反帝国主义的爱国将领，他一直致力于追求三民主义。1931年9月23日，杨虎城发表了《泣告全国人民书》，是第一个呼吁抗日的国民党将领。伪“满洲国”成立时，又是他第一个通电全国，反对傀儡政府的。抗战时，日本虽未侵略到陕西，而杨虎城站在全民族的角度，不计较个人得失，又是主动请缨，要求去赴前线杀敌打仗的。

　　1935年，东北军进入陕甘地区剿共。当时张学良对杨虎城的态度非常傲慢，常常私下以“老粗”称之。

　　后来，杨虎城分析认为，东北军是盲目服从蒋介石的命令，以剿共为由进入陕甘的，东北军的广大将士已经没有家了，虽然有（与西北军）争地盘的可能，但意义不大。在此之前，杨虎城一直想利用自己的力量在西北建立一个抗日基地，有人曾把这评价为“大西北主义”，但东北军进入以后，要想继续抗日基地的建设，就必须联合张学良。张当时既有家仇又有国恨，还背着一个“不抵抗将军”骂名离开了东北。在进驻陕西时，张学良由原来的“海陆空军副总司令”被降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成为一个负责局部地区军事事务的长官。

　　这种情况下，杨认为张已不可能长期的跟随蒋介石走下去，具备了可能共同抗日的条件。

　　张学良曾把蒋介石发给他的“不抵抗”电令拿给杨虎城看，杨虎城因此表示对张学良的同情，并适时提出了共同抗日的要求。在张学良询问怎样实施抗日时，杨虎城告知“光劝说行不通，不行就硬干”，但具体怎么“硬干”，张、杨二人并未继续谈下去。1936年6月前后，反对蒋介石及其政策的“两广事变”爆发前，广西、广东都曾派代表与张、杨二人接触，二人决定以军事行动支援两广的行动，并策划了详细的军事部署。“两广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前往南京开会，张、杨二人失去联系近一个月时间，等张学良回到西安后已错过了响应的最佳时机。在这段时间里，杨虎城和幕僚已经制定出了“六项主张”，成为日后“西安事变八项主张”的基础。

　　“捉蒋”的主意最早是由杨虎城的部下赵寿山在1936年10月前提出的，杨虎城当时并未立即表态，而是日后将这一动议告诉张学良的。12月4日，蒋介石到达西安。6日当天，杨虎城就向张学良提出实施“捉蒋”计划，并决定趁蒋介石在西安南郊视察时，由东北军对其进行秘捕，但张学良提出“何应钦也将来西安，到时一起抓捕”，因而推迟了计划。

　　12月9日，西安举行学生游行，张学良亲赴东郊拦住了前往临潼请愿的学生。当晚正在易俗社看戏的杨虎城得到报告，张学良的警卫一营营长带着两卡车士兵向临潼方向驶去，杨虎城以为张学良开始实施“捉蒋”计划，随即下令十七路军在西安城进行戒严。布置完戒严后杨虎城回到易俗社却看到张学良也来看戏，并和蒋介石的随行大员谈笑风生。经与张学良部下的沟通，杨虎城得知，派出的部队是防止学生再次游行而去公路巡查的，便立刻解除了戒严。第二天早上，得知戒严消息的张学良也很紧张，以为十七路军要单独行动，便向杨虎城询问原因。

　　杨虎城将前一日的“误会”解释清楚后，向张学良最后摊牌，表示“箭在弦上，已不得不发”。

　　12月11日，张、杨二人准备一天后，于12日凌晨实施了兵谏。

　　记者：你为何要写这本书？为写本书，都做了哪些考证和收集资料工作？

　　杨：在中国大陆，人们对祖父杨虎城以很高的评价，遗憾的是缺少对他更深入的研究与宣传。此前几十年间仅出版了《杨虎城将军》《千古功臣杨虎城》等少数描写杨虎城生平和思想的传记著作。1996年我移居加拿大，在那里我接触到许多来自台湾的朋友，了解到台湾和海外大多数人不清楚“西安事变”和杨虎城，所能知道的仅限于张学良作乱犯上抓了蒋介石，不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从那时起，我萌发了向世人介绍杨虎城，介绍“西安事变”真相的想法。

　　我认真查阅、研究了国内外尽可能得到的信息和资料，采访了包括张学良这些与祖父及“西安事变”有关联的人和事。虽然我从美国、台湾等收集有资料，但主要资料来自大陆。在这些工作中，我了解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对祖父杨虎城、对“西安事变”有了前所未有的新认识。我最终确定撰写一部书，能够尽量完整反映祖父杨虎城壮烈的一生。这就是拙著《杨虎城大传》创作的由来。

　　近两年来，我虽有要写《杨虎城大传》的冲动，也收集资料多年，但起初没有自己执笔的勇气，一是考虑自己的文笔太差，二是后代写前辈，人与事上难于把握，打算请一位朋友执笔，双方已签定了协议，不料这位朋友到南方一所大学教书去了，原来的打算落空。我斗胆拿笔写下了这本《杨虎城大传》，只是被祖父的精神和思想所感动，所驱动。

　　我从刚记事时，就开始逐步了解祖父杨虎城的历史。我是杨虎城的第二个孙子，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在甘肃玉门，出生后不久被送到西安祖母张蕙兰身边。记得一年初冬的一天，家中客厅桌上摆放一个身穿西装、戴眼镜男人的大幅照片，照片前的香案上燃着蜡烛和贡香，旁边一个供桌上摆着一些点心和水果。从那天下午开始，许多大人陆续聚集到家里。傍晚时人们肃立在客厅向那个大相片讲话，我也被叫到众人的面前，和大人们一起向那个照片行三鞠躬礼。之后每年的那个时节，都有这个活动。当我长大一点后，从家人口中得知，照片中的人是我祖父，叫杨虎城，是个将军。来家里祭奠的近百人都是他的部下。再后来一个亲戚给我念了一本关于描写重庆“白公馆”、“渣滓洞”大屠杀的小册子。这时我才知道祖父杨虎城是因为要求抗日，被蒋介石派特务杀害的，是烈士。之后祖母也讲一些祖父的生活故事与性格特点。该上小学了，我才回到父母身边生活。“文革”期间，父亲杨拯民被关“牛棚”，我家两个春节未能团聚。1969年春节，父亲回到家中，全家终于过了一个团圆的春节。一天晚上，父亲把全家人召集到一起说：“我现在觉得有必要将咱们家的历史告诉你们了。”父亲从祖父家遭横祸讲起，一直讲到“西安事变”，祖父遇害；又讲了他自己16岁到延安参加革命的经过，回忆了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他，询问祖父情况的过程。这一晚，他讲了3个多小时，十分激动。我们5个子女被他深深感染，被那些闻所未闻的历史所震惊，所感动。这是我第一次比较系统接触到杨虎城与“西安事变”，那一年我15岁。

　　曾两次拜见张学良

　　记者：你两次拜见张学良就单纯是为了写书吗？

　　杨：我父亲杨拯民与张将军四弟张学思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同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关系很好。解放后，来往不断。张将军五弟张学森、胞弟张学铭也是父亲的好朋友。1991年，张学良将军在遭受长达50多年的幽禁后获得赴美探亲的自由。消息传来，大家都很高兴。随即，开始了组团赴美看张的准备。当时，有一种意见是让父亲去。因为他的身份和他与张有过直接接触，更重要的是他长期从事过统战工作，有着丰富的外交经验与政策底蕴。父亲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遗憾的是有关部门最终没有派他去。从此，父亲就留下了一个心愿：有生之年见张将军一面。在以后的数年中，父亲时时关注着张的一切，经常托人带去问候与思念。1996年春，全国政协领导批准了父亲赴美探张的要求。他非常高兴，要我与他同行。就在我们完成了签证等项准备工作，打算订机票时，北京一家医院检查出父亲患了癌症，需马上手术。父亲问，手术后一个月内能否恢复，如能他就做手术。医生告诉他可以恢复。父亲当即表示尽快手术。不料，手术后身体恢复极差，探张之旅只得搁下。到了1998年，他的身体稍有恢复，探张的念头又起。这年9月我与他通长途电话时，讨论了新的赴美探张计划。谁料想，一个月后，就在他参加政协常务会议期间，悄然辞世。所以，我见张学良将军，也是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

　　1999年6月，我偕女儿好好踏上去夏威夷的旅途。6月6日我和女儿见到了敢“把天戳个窟窿”的英雄、曾与祖父同生死的世纪老人张学良。那是在一座教堂里，当有人介绍杨虎城的孙子来看他时，张学良身体颤动了一下。第二年我再次赴夏威夷参加了他的百岁寿诞庆祝活动。两次夏威夷之行了却了父亲代表杨虎城后代看望前辈的心愿，但却无法完成父亲促其荣归故土的想法。在与张的接触中，尽管他对我和女儿十分热情，和我们一起在沙滩上留影，但也流露出他不愿再提“西安事变”，不愿再提杨虎城，不愿再提往事的隐情。这反倒促使我探索其中隐情兴趣。

　　要求国民党为祖父平反

　　记者：你为何在今年4月要见国民党中美合作所白公馆看守班班长杨轻典？是为了了却先辈的某种心愿，为了相逢一笑泯恩仇，还是……

　　杨：杨轻典也是历史的受害者，当年很多情况他也不了解，都是听从上面的指示。他还有立功表现。重庆1949年“11·27大屠杀”当晚，杨轻典早于刽子手动手前5分钟打开牢门，乘机放走了被国民党关押的罗广斌等19位革命志士，使他们免遭屠戮。解放后，他又协助有关部门指认杨虎城、宋绮云夫妇及儿子宋振中（小萝卜头）等烈士遗骸埋葬地点。鉴于杨轻典的立功表现，政府没有追究他的过去。我见他，是因为写书的需要，主要是为了解那段历史。参与杀害杨虎城等人行动者中，他是目前惟一健在的。

　　记者：共产党对杨虎城早就有定论，你为何先后给中国国民党两任主席分别写信，要求给祖父平反？现在让一个在野的国民党平反，有何意义？

　　杨：一个国民党的老党员、二级上将，没有罪名，没有审判，就被秘密处决，殃及子女部属，岂有天理？70年过去了，当年蒋介石杀害杨虎城后，为了掩盖自己违反政治伦理、灭绝人性的暴行，对外严密封锁了消息。在蒋家父子统治台湾时期，在各种书籍和文章中，凡提及“西安事变”时都尽量不出现杨虎城的名字，企图让这位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二级上将”的杨虎城从历史中消失。随着蒋家父子两代统治的结束，杨虎城的名字才逐渐在岛内被人知道。但中国国民党却始终没有对此段历史做出任何的说明。在世界进步的潮流中，它既能为“2·28”事件向当年的受害者及家属认错道歉，也为当年在台湾被杀的中共地下党员寻找尸骨，难道不应该为一生信仰三民主义、为救国救民而惨遭非法杀害的杨虎城平反昭雪吗？

　　当年杨虎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完全脱离了党派之争，为的是国家、民族。今天我向国民党要公理，是因为杨虎城及子女、部下是被国民党的总裁秘密下令杀害的。这个党还存在，而且也想与时俱进，就应该负起这个历史的法律责任。不能正确对待历史的人，一定不能正确把握未来。

　　我不是要算旧账，而是要化解仇恨。我现在要求为祖父平反，是表达自己渴望祖国统一、和谐、民主的愿望，与当年“西安事变”时祖父提出的八大主张是一致的。

　　文／图记者金石吴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