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联合报》昨日发表社论说，马英九的特别费和陈水扁的“国务费”案虽都涉及核销发票不实，但犯罪主体和犯案动机完全不同；前者可能是秘书人员贪图便利或其他居心，后者却是领导人诈取公帑，纳入私囊。民进党企图将两案混为一谈，但一般社会大众不难判别其间差异；即使不少民众对马英九的“一（‘市长’）室之不治”感到失望，亦知两案孰轻孰重，不致混淆。

　　社论说，民进党打马的手段愈凌厉，愈衬托出党内对扁的姑息和曲意回护。两件假发票案若真是如民进党所描述的相同等级弊案的话，它自己对待两案所采取的截然不同标准，岂不正好暴露它道德上的虚无和堕落？

　　社论指出，我们看最近民进党人批马的言行，和他们挺扁的表现多么不对称。例如，随扈购买早点的支出，被民进党“立委”指控是马英九将生活费浮报公帑，这是刻意的扭曲。但先前陈水扁官邸将爱犬“勇哥”饲料费申报“国务机要费”，民进党内可有人表示不同意见？随扈的餐点和“勇哥”的饲料，就算可以放在同一个天平上称重，民进党“立委”又何尝公平看待这两件事？难道人不如狗？

　　再看，谢长廷批评马英九说，用假发票不仅严重破坏审计制度，更是伪造文书，已经犯罪。此一评论，的确是一针见血。但先前“国务费”扰攘数月，民进党内陷于“保党”或“保扁”的痛苦拉锯，为何谢长廷却闪烁其词，始终不敢公开说出如此公允的论断？

　　社论指出，对待轻的事下重手，对待重的犯行却顾左右而言他，这就是民进党的矛盾和投机。马英九在特别费危机中的表现，已受到蓝营内部和支持者的强烈质疑；但要把他的处理失当说成贪污，恐怕尚需更多的证据。民进党打造的道德量尺，若只是用来量称对手，而无意用于自身，这不仅难以说服民众，也将使政治走向虚无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