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反腐雷急雨大，近期就有副省长称何闽旭、原省林业厅长唐怀民、卫生厅副厅长尚军、省人大内务司原副主任唐永彩、淮南市政协原副主席从善明、滁州市原人大副主任陈兆丰等6名省、厅级官员“落马”。然而，无论是用MBA管理情妇，省委副书记与市委副书记共用情妇，还是女厅长以色谋权，男副省长以权谋色，似乎他们仅仅是情色故事的主人公。表现了一种将反贪话题娱乐化了、低俗化的无聊倾向（2006-11-18燕赵都市报）。笔者以为，更值得关注和警惕的是，安徽频出贪官背后的政治权力生态。

　　所谓“频出”，一则省级高官“前腐后继”。原副省长王怀忠阴魂未散，原省委副书记、政协副主席王昭耀被双规未果，副省长何闽旭又番然落马。二则窝案多发，地震连连。由于王怀忠一案涉官甚多，导致“阜阳没有共产党”之民谣盛传。何闽旭窝案，“前后牵涉其中的各级干部正不断增加”。三则在全国版图上只是窄窄一小块的皖北，短短几年，居然有18名县（市、区）委书记（或曾任）因腐败被钉在了耻辱柱上，密集程度世所罕见！(2005-6-19新华网)

　　安徽频出贪官，我以为原因之一，经济落后，“做官只为稻梁谋”，以至于越穷越贪，越贪越穷。安徽尽管在改革开放的前期曾因小岗村走在全国的前列，然多年来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加上不东不西的尴尬地理位置，目前经济社会综合指标不要说距离江浙鲁遥遥，甚至也被河南超出，成了锅底。职工、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在全国排名位次相当靠后。县处级干部每月仅一千余元的工薪。因此，想当官，争做官，花钱买官，做官卖官，权钱交易，当官致富，似乎成了潜规则。有的没钱买官贷款借债，在定远许多乡镇书记、镇长“结伴”“用公款给书记送礼金”竟成“惯例”。陈兆丰任定远县委书记4年，因卖官受贿900多万元，以至“陈千万”的绰号街巷尽知。

　　之二，权力本位远胜于民主、权利和法治本位。曾被历史的荣耀深深浸润过的皖北，诞生过老子、庄子等思想深邃的先师哲人，管仲、曹操、朱元璋等谋略胆识超群的政治精英，曹植、嵇康才华卓尔的文人雅士，技泽苍生的千古名医华佗，抗倭名将戚继光--然而，民本思想和权利本位意识却一直沉睡不醒，权力本位，“官大一级压死人“等人治理念则久盛不衰。加上县在国家组织结构中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县委书记则始终处于县级政权“金字塔”的塔尖。刚任原县级亳州市委书记的李兴民，就从捉襟见肘的财政中耗资百万，搞了一出“大阅兵”的政治丑剧。县委书记“一言九鼎”，干部提拔最终体现的是“个人意志”。“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于是，县委书记自然成了腐败的重灾区。

　　之三，“任人唯亲”、“裙带风”等仍大行其道。有“直升机厅长”绰号的尚军，之所以能从普通警察，用数年时间完成了到副厅干部的跳跃，从程序上说必须经过各级人大和党代会的任命和选举。假定，这些组织机构拥有实质上的而不是形式上行使自己的权力，那么，有权有势的王昭耀、王怀忠们还有胆量通过“安排职务”这样的“承诺”来玩弄尚军，使其以色谋权好梦成真，亦是以权谋色的牺牲品吗？王昭耀一案中还牵出了任省行管局接待处长的妻子、在团省委任职的大儿子以及任宣城市委副书记的杨枫、宿市县委组织部副长的杨哲信两个妻弟。（2006/6/18民主与法制时报）。

　　之四，权力在工程发包、项目审批等领域尚有广阔的游弋空间。由于经济发展迟缓，市场发育不良，权力“计划”市场的色彩依然浓郁，在安徽不少地方仍然是不找市场找市长，不找律师找关系。何闽旭在池州任上，曾在城市拆迁建设及房地产开发等方面和不法商人有黑色交易。从去年6月由池州市市委书记升任副省长，到他被“双规”，仅有一年零五天。林业厅长唐怀民的生财之道，则通过为他人争取地方配套资金和良种繁育专项资金，退耕还林专项资金等“靠森吃林”的。

　　作家贾平凹在《儿女的生命是属于儿女的》一文中，曾宕开一笔写道，“我长久生活在北方，最愤慨的是有相当多的人为一个小小的官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到位子上了，又腐败无能，敷衍下级，巴结上司，没有起码的谋政道德。后来去南方了几趟，接触了许多官员，他们在位一心想干一番事业，结果也都干得有声有色。究其原因，他们说，不怕丢官，丢了官我就去做生意，收入比现在还强哩！这是体制和社会环境所致。（《读者》2006/18期）。安徽频出贪官背后的政治权力生态，再次证明反腐倡廉理当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用民主、权利、法治取代人治，遏制绝对权力导致的绝对腐败。

(责任编辑：黄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