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延安11月21日电（记者赵博　冯国　谢方芳）正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召开的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党史研究专家指出，在1936年发生的红军“北上抗日”与张杨“西安兵谏”使得国共合作抗日成为历史的必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与以张学良为统帅的东北军、以杨虎城为司令员的17路军之间，率先停止内战、携手联合，拉开了国共合作抗击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王天晞这样描述发生在70年前的历史。

　　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延安，与中央红军在吴起镇会师，标志着历时两年、行程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长征路上，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完成了由反“围剿”战争向抗日前线进军的历史任务。

　　同年12月12日，驻守西北的两位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扣留南京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蒋介石，迫其同意“联共抗日”。在共产党的积极参与下，“西安事变”最后得到和平解决，国共两党结束长达10年的内战，再度携手合作。

　　王天晞说，两支军队化干戈为玉帛，停战抗日，迎来了中华民族雪洗百年耻辱、赢得全民族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表示，从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角度分析，“西安事变”也促成了红军进一步发展壮大，为民族抗日事业积蓄更多力量。

　　杨奎松说，当时驻守陕北的红军大约5000人，到达的红二方面军不足1万人，红四方面军大约4万人。由于长期与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军阀作战，加之补给匮乏，扣除政勤人员和伤兵、家属，红军的实际战斗力只有2万人左右。

　　与张学良和杨虎城之间的良好关系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在陕北立足。杨奎松说，根据史料记载，“西安事变”前后，二人显示出“联共联苏抗日”的倾向，“尤其是张学良及其部下的东北军，在饱含民族情绪的同时带有强烈的思乡情感”。

　　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在1936年春与红军达成协议：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密切联合，共同为抗日作准备。同年4月，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就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事项达成初步协议。

　　王天晞评价说：“这是达成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来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

　　“西安事变”的发生以及和平解决，张、杨两位将军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承担了巨大的痛苦和伤害。1956年12月，北京召开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座谈会，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称赞张学良和杨虎城为“千古功臣”。

　　“可以说，工农红军‘北上抗日’与张学良、杨虎城‘西安兵谏’两大义举，是共同为赢得全民族抗日战争最终胜利所建树的伟大功业。”王天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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