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国家版权局12元/间/天的卡拉OK版权收费标准，虽然许多K歌爱好者和歌厅都觉不公，但因力量分散而无能与权力抗衡，许多地方都准备“引颈就戮”乖乖就范了，这时以广州卡拉OK经营业主为会员的广州文化娱乐业协会近日公开声明：该协会会员不接受国家版权局公布的收费标准，不向中国音像协会支付卡拉OK版权使用费。表示“不是不愿交费，而是要交得明白”、“若接交费通知，协会将予交涉”。

　　此次广州娱协敢于站在行业利益立场上，是直接向上与部门权力进行博弈，而不是回避与权力的冲突，向下端的弱势消费者转嫁成本。整合行业力量与权力进行博弈，行业协会原本就该如此。

　　虽然版权局是向经营业主收费，但行业协会凭借某种垄断权能，完全可以联合业主们通过涨价将成本转嫁给K歌者，这样既不会与权力冲突，又不用承担成本———媒体作过调查，即使卡拉OK涨价了，消费者也不会减少去K歌的次数。

　　事实上，许多行业协会面对自上而下的收费压力时，就是这么做的，银行、医药、建筑、网吧等行业就普遍存在这种协会主导向下转嫁成本的情况。许多行业协会乐于与权力结盟、甘当权力附庸，异化为一种只向消费者开刀的新垄断组织：比如某省餐饮协会制定行规“酒店可谢绝客人自带酒水”，某市眼镜协会联合协会成员打击平价眼镜店，许多地方药品行业协会牵头本地药店封杀平价药店，他们从不敢向上对部门权力说“不”。

　　实际上，一个行业所以需要一个协会，最大的功能也是为防范政府权力的侵犯而非用来对付消费者，分散的消费者根本无能威胁到行业，行政滥权才是最大的威胁———显然，版权使用费就涉嫌政府权力对卡拉OK经营业主利益的侵犯，如果今次不进行抵制，而是在回避与权力的冲突中通过涨价转嫁给消费者，受到收费暗示的其他部门，就会向卡拉OK伸出收费之手，无数收费将接踵而至，你能每次都将收费转嫁给消费者？收费权膨胀之下，行业本身会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从网吧到餐饮，从运输到医药，中国许多行业陷于部门收费的重重围困之中，与这些行业的协会的“绥靖”态度有很大关系。

　　在这个层面上，广州文化娱乐业协会向不合理的卡拉OK版权收费高喊出“拒绝”之声，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