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知识精英与中医

　　中医的危机加重，不只是因为西医专业人员掌握医政，也在于100年来，中医渐渐失去了不少知识精英的信任。

　　撰稿／汪 伟（记者）

　　在成为职业革命家之前，孙中山曾是一名医生，1925年他被确诊患有晚期肝癌的时候，有人希望他接受中医治疗，孙中山即说了这样一番话：

　　“一只没有装罗盘的船也可能到达目的地，而一只装了罗盘的船有时反而不能到达。但是我宁愿利用科学仪器来航行。”

　　其时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不久，孙中山受冯电邀赴京，没想到抵京5天后就因肝疾复发，住进协和医院。在媒体的追踪报道下，孙中山的医疗方案，成为1925年初举国关注的新闻事件。

　　西医表示对孙中山的病情无能为力，朋友、同志纷纷推荐中医治疗，但是孙中山不愿接受。协和医院同时对改用中医的建议表现出极大的愤慨。院方表示，中医药不能进入协和，虽然孙中山地位尊崇，但若要改用中医药治疗，必须搬出医院。孙中山最终于2月18日出院，在北京的寓所内接受了3位名中医的治疗。可惜，“没装罗盘的船”同样没有到达目的地，孙中山最终于3月12日病逝于北京。

　　孙中山逝世前后，关于中西医优劣的辩论在报纸上不绝于耳。自从19世纪中后期以来，国人对这样的辩论，已经毫不陌生。4年后，随着国民党统一中国，全国性的医疗体制确定在即，所有的辩论随即达到了最高潮。

　　如果放宽眼界就可以知道，2006年关于中医的争议，与1929年的辩论有着惊人的相似。那一年，在国民党执政的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上，主要由留学归来的西医界人士组成的会议通过了一个著名的提案，旨在通过行政手段，彻底消除中医在中国的影响力。这一让中医界数十年后仍然余恨难消的事件，影响之大，中西医界卷入之深以及政治后果之复杂，则远非2006年的争议可以比拟。

　　1929年的争议

　　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第一次召开全国卫生会议，向来倡言“废止中医”的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海分会会长余岩等人在会上提出四项议案，目标直指“废止中医”，这些议案的核心观点大多见于余岩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

　　余岩认为，出于四个原因，中医必须废止：一，作为中医理论基础的“阴阳五行六气藏府经脉”学说是杜撰的；二，中医源自纬候之学，荒诞无稽；三，中医缺乏诊断方法，不能调查死因，进行疾病分类，无法防疫，更不能“强种优生”；四，中医理论和政府普及现代卫生科学的目的相抵触，阻碍社会科学化。

　　他为政府“废止中医”设计了自认为“渐进有效”的手段：中医必须前往卫生部门登记，申请职业执照才能执业，登记制度到一定年限即告终止，不再接受新的申请；同时禁止中医教育。

　　余岩提案的奥妙在于，等登记在册的中医病老死后，中国将不再有中医从业人员，中医也将告自然消亡。这位毕业于大阪医科大学的留日医学生强调说，“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

　　会议最后通过的废止中医案——《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在激进的余岩方案基础上有所折中，但基本吸收了余岩的意见，规定“中医登记、禁止中医学校教育和禁止中医宣传”三条措施。

　　借政府之手推行西医废止中医，并非自1929年起，重要端倪在1913年已经发生。是年，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其中医学和药学学科的设置纯取西方模式，中医被高等教育排除在外。次年，中医界即联络各地同业组成“医药救亡请愿团”赴北京请愿，要求将中医纳入大学，遭到拒绝；到1925年，教育界也主动动议，提出在高校中接受中医学科，但又因余岩等人上书教育部坚决抵制而未遂。大学无中医，自此即是中医界一块重要心病。这块心病直到1950年代国家设立中医学院才告化解。

　　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卫生会议通过“废止中医案”的消息，不久即由上海媒体捅了出来。上海中医界随即开始联络各地中医同行组织，商议组织抗议活动。各地中医团体代表于1929年3月中下旬在上海开会，并于3月20日组织请愿团前往南京请愿。

　　请愿团向国民党政府递交的请愿书表明了中医不能废止的理由，如中医确有疗效，废止中医等于禁绝国粹，并能满足西医匮乏的地方患者就医需求等等。也是在同样旷日持久的请愿中，中医界提出，废止中医的议案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当时西药国产能力低，所需药品需要大量进口，而且，一旦议案变成事实，将导致大量中医药从业人员失业，势必影响社会稳定。

　　事已至此，“废止派”索性在上海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表明主张，力陈“废止中医”的必要，中医人士则撰文回应，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

　　留学生的决心

　　回顾70多年前的争议，中医似乎取得了胜利。余岩等人推动的“废止中医案”并未真正实施，一方面激进言论既不能解决西医无法在中国农村普及的现实，反而会导致大量人口失业，存在诱发社会不稳的可能，这自然不为上台不久的国民党政府所乐见，另外，国民党政府内部大佬对中医存废问题意见分歧，并且由此事牵扯出各股政治势力之间的角力。汪精卫、褚民谊等人主张止，而谭延闿、于右任、陈果夫等政要主张保存。中医仿效西医，在存废之争中，充分利用了政治力量的干预，政治力量角力的结果自然不出维持现状的老套。

　　经过1929年的争论，在国外学习西医进而主持国内医政的留学生群体对中医的激烈态度，从此广为人知。其中余岩最激烈坚决，以至于后世中医界常将那些废止中医的激烈言行统统称作“余云岫现象”。

　　余岩，字云岫，1905年公费赴日留学，1908年入大阪医科大学习医，1911年一度回国，两年后再次负笈日本并于1916年毕业回国。他曾担任中华民国医药会上海分会会长、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专门委员会委员等要职，在医政两界颇有影响。余氏在归国次年（1917年），就写了一本全面批判中医的著作《灵素商兑》，将中医归为占星术、巫术与“不科学的玄学”一流，而完全将中医的临床效果视作偶然的巧合，高呼“坚决消灭中医”，理论来源与制度设计，则大多出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废止汉方”的规定。

　　中国近现代史上，留学生一直是要求变革的重要力量，而留日学生往往态度和手段最激烈，不光在中医问题上如此。鲁迅留学日本并于1904年开始学习西医，对中医则一直持刻薄批评的态度。他著名的论断“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更是广为人知。传记作家说，这和他少年时代家道中落又目睹父亲患病不治的悲惨记忆有关，却忽略了一个事实：鲁迅的很多同时代人比他更加激烈地批评乃至要求废止中医，尤以那些留日学生为甚，他们并非都有被中医所误的惨痛经验。实际上，留日学生对中医的激烈态度，很大程度上是被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气象所刺激。

　　中医6世纪传入日本，称作“汉方”，占据日本医疗主流一千多年，到19世纪中期与西医体系发生严重冲突，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将“废止汉方”作为全盘西化的一颗重要棋子，除了大力举办西医学校和医院，派学生出国学习之外，还立法规定医生执业考试以西医体系为标准，由于官方的汉方学校被废止，釜底抽薪的政策只需等少数被特许执业的汉方医生老死就收全功。鲁迅曾经说过“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果不其然，1929年通过的《规定旧医登记案》，其旨趣与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政策的旨趣几乎完全相同。

　　而当年在医政两界呼应余岩的，又是何许人物？1929年的全国卫生会议上，共有卫生委员17人与会，其中13人曾出国留学：7人留学美国，包括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在内，全部出自哈佛、耶鲁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三校，另有3人毕业于日本，2人毕业于法国的，1人毕业于英国。

　　此外，曾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的汪大燮是1907年回国的留日学生，任内制定学制，仿效日本《壬子癸丑学制》，将中医排除在医学教育体系之外；一向身居高位又反对中医的汪精卫，是1903年赴日的留学生。

　　学习西医出身的留学生回国后主持医政，对国内医疗体制、医学教育和资源分配的设计，无不以西方国家的医政为榜样，以西方现代医学精神为导向，这对中医在中国的命运，产生了深远影响。

　　知识精英一边倒

　　中医的危机加重，不只是因为西医专业人员掌握医政，也在于100年来，中医渐渐失去了不少知识精英的信任。

　　曾被胡适称作“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的地质学家丁文江，是激烈反对中医的现代中国人物的一个极端个案。丁表白说，他“终身不曾请教过中医”的态度，正如他“终身不肯拿政府干薪，终身不肯因私事旅行用免票坐火车一样的坚决”。有人问他，“假如你到穷乡僻壤考探地质，忽然病了，当地无一西医，更无西药，你会让中医诊治你吗？”丁文江断然答曰，“不！科学家不得毁其信仰的节操，宁死不吃中药不看中医。”

　　到1930年代，由于中西医的争论激烈，反对中医更多不是以科学的逻辑进行批判，而是一种人生态度。丁文江自撰一联说：“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与丁文江类似的表白，清末民初以来实在多见。在日本学医出身的郭沫若、鲁迅自不待言，傅斯年的说法与丁文江更如出一辙：“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傅斯年是火烧赵家楼的旗手，“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这种表态实可见一时之潮流。

　　有些人并不特别反对中医，但支持西医的态度却更加坚决。1926年3月，梁启超曾因尿血难愈前往协和医院治疗。X光透视的结果显示，梁右肾中有一个黑点，医生诊断为肿瘤，决定手术摘除肾脏。术后对病肾做病理分析，发现黑点虽在，但并不是癌症，而梁的尿血症状也没有被手术治愈。一时间，舆论耸动，社会风传，协和误将梁启超的一只好肾切掉了。陈西滢、徐志摩等著名人物都纷纷撰文，讥刺协和西医误人。当舆论变成一场对西医的质疑时，梁启超本人出面，撰写题为“我的病与协和医院”的文章，为协和医院和西医的治疗原则做了辩护。后世不断有资料表明，梁启超私下对协和的医疗方案并不满意，他为西医辩护的行为，有人称之为“强忍委屈”，但多数人倾向于认为，梁笃信科学，为协和辩护，毋宁是为西医和西方科学的原则张目。

　　梁启超以确定无疑的口吻说，诊病就应该用西医的“严密检查”，而“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针对西医的批评则是“反动的怪论”，将成为“中国医学进步之障碍”。

　　梁启超这样影响舆论的文化名流大多生于19世纪，他们的青年时代成长于中医的环境，仅就其个人经验而言，也并不绝对排除吃中药，然而，他们赞同西医并非仅仅据其疗效，而是因为西医是西方现代科学原则的产物：从这个角度说，赞同西医即是推动中国现代化和科学化。日本经明治维新一跃为亚洲强国，对志在图强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刺激，更是巨大的榜样。明治维新的新政中即有废止汉医一项，这似乎更加证明了推举西医与现代强国之间的关联。

　　批评乃至攻击中医的人士，常常将中医称作“旧医”，而以“新”标举西医，暗示西医之优于中医，犹如自然界的新陈代谢，又如新的社会制度取代旧的政治格局，是不可动摇的客观规律。这与数十年后废止中医论者的主张，有着惊人的相似。总的来说，20世纪前期尤其是1929年的争论，既是西医进入中国以来中西医争论的总爆发，也为此后数十年来的中西医争议，奠定了基本议题。

(责任编辑：王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