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服务业严重滞后,根本的原因在于各级政府尚未将其纳入政府工作日程给予足够的重视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金志 陈泽伟 万一
35岁的小张和妻子都是北京市的公务员,现在他们最担心就是家里的四位老人。 小张的家庭是当下最典型的“421”模式家庭:一个孩子、夫妇两人、上面要赡养四位父母长辈。
小张的父母在北京,妻子的父母在安徽老家,就连在哪里过春节这样的“小问题”,都会成为夫妇每年争论的话题。更让小张忧心的是四位老人的身体,万一有个头疼脑热,抛开经济压力不说,工作缠身、分身乏术,对老人实在难以照顾周全。
小张夫妇的情况具有代表性。在我国城镇,“421”、“422”这种倒金字塔结构,再加上住房、医疗、教育的“新三座大山”,令不少现在的中青年人感觉到不小的负担。
而与此同时,中国正在步入越来越“老”的老龄社会,据民政部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占总人口的11.03%;预计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亿,占当时总人口的16%左右。
社会和家庭结构的巨大变化,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有关社会学家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为数甚众的老年人如何养老,不仅是每个家庭需要考虑的问题,而且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化问题,社会需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和功能。
我们将调研的重点转向养老服务业时,却发现中国的养老服务业正在需求与现实的反差之间痛苦地挣扎。
千人只有八张床
2006年春节,住在天津市养老院的84岁老人刘淑文回家和家人团聚,没想到生了一场病,病好后儿子留她在家里住了8个月。在这8个月里,老人在养老院的床位却一直没有退。老人告诉记者,“我如果把床位退了,马上就会有人进来,到时候我要回来的时候就会没有了。”
刘淑文所住的天津市养老院老年公寓共有350张床位,现在已全部住满,而且预约登记的人数很多。院长李存荣说,仅2005年预约登记而没有住进来的就达909人,今年1~8月份又新增886人。
《瞭望》新闻周刊了解到,天津全市共有养老床位17602张,占老年人口的1.2%,市场需求增多与养老机构床位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一些养老机构出现了一“床”难求的局面。
不仅天津,北京、上海、福建等地的养老院也出现了床位供不应求的局面。不仅市级养老机构,就是街道、社区办的托老所、老人院也普遍爆满。北京市老龄办的调研显示,目前全市老年福利设施床位总数还未达到3万张。在福建,目前60岁以上老年总数为400多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12%左右,全省城乡为老年人服务的床位总数仅为2万个。一些老人戏称:想进敬老院,比上大学还难。
有关部门的调查显示,在我国约1.43亿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有5%的老年人有入住养老机构的愿望。但是到2005年底,全国城乡有社会福利院、养老院、老年公寓和老年护理院等养老服务机构38000个,总床位138万张。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恺悌说,据统计,发达国家养老床位数约为老年人口总数的5%,而我国老年人拥有床位数仅占老龄人口总数的0.8%,千名老人只有8张床,远远不能满足公共需求。
专业人员严重短缺
全国老龄办常务副主任李本公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全国几次较大规模调查的数据表明,60岁以上老年人口余寿中有平均1/4左右的时间处于肌体功能受损状态,需要不同程度的照料、护理。照此推算,我国约有3250万老年人需要不同形式的长期护理。但目前专业服务人员短缺严重制约了养老服务业的发展。
南京市60岁以上的独居老人共有6.26万多人,一些独居老人因无人照料,不仅生活困难,而且安全问题突出,事故日趋增多。南京市老龄委副主任程晓说,在推进为独居老人提供社会化服务的过程中,南京市遇到了养老服务人力资源少、人员素质偏低、专业人才缺乏等难题。
由于受传统世俗观念的影响,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服侍老人又脏又累,低人一等,不大愿意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目前,南京市劳动等相关部门尚未开设为老服务培训课目,从事居家养老服务的人员主要是下岗失业人员和外来务工人员,文化素质低,基本上没有经过系统的业务培训,其业务技能通常只能应付一般的生活照料和家政服务,难以应对不同层次、不同特点老人的多样需求。
在全国其他地方尤其是广大农村,同样遇到了为老服务人员严重匮乏的问题。浙江省民政厅反映,目前全省农村敬老院共有管理服务人员3091名,服务人员人数与集中供养对象之比为1:10.2。大部分敬老院连院长在内,管理服务人员不超过3名,多数为院长1人、炊事员1人,有的甚至只有1人或干脆无人管理。
浙江省全国人大代表朱荫湄认为,为稳定护理人员队伍,解决护理人员的培训及待遇、资质问题至关重要。目前,民办养老机构的从业人员待遇问题政府可以不必负担,但其从业资格的培训、资质需要政府在政策上予以解决。护理人员的培训还可以作为教育行业的一个发展机会。
举步维艰的民办养老机构
看到养老服务业的需求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一些民办养老机构开始尝试进入这一领域,但《瞭望》新闻周刊调查中却发现,一些民办养老机构的日子可以用举步维艰来形容。
不少民办养老机构向记者反映,这些年政府出台了一些好政策,但一到操作层面就享受不到了;在设置公益性岗位、行政审批等方面,政府理应出台优惠政策,但目前还是空白。一些人无奈地比喻说,优惠政策的“阳光雨露”是只听说过,没享受过。
国务院办公厅于2000年2月转发了国家民政部等部委《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见》,要求对社会福利机构的用地、用电、用水、电话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但6年多过去了,除了免税优惠外,其他政策大多在一些地方未得到有效落实。
2002年,天津市政府发布50号文规定,对民办养老机构的水电煤气实施优惠价格,按说支持力度很大,但是,拥有四个分院的龙福宫老人院院长张文革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用电方面,北辰分院一个月得六七千度电,全是按照工业电算,最高时段1.2元/度,而民用电的价格只有0.5元/度;用水方面,北辰分院每月用水1000吨左右,按工业用水算,每吨5到6元,而民用水的价格是3元/吨;暖气方面,每个分院每年都要支出几万元,其中河北分院是按工业暖气算的,每平方米比民用气多4元。天津友缘养老院院长薛永惠也说,她曾经拿着50号文跑到水、电、供暖公司,可是人家就是不认。
其次,护理人员无法享受政府公益性岗位政策。龙福宫老人院的护理人员将近100人,基本都是下岗人员,但是,近几年已经很难招到新人了,因为护理员工作累、待遇低。最近,院里护理员的月工资提高到近800元,但是跟社会上其他行业比还是低。张文革说:“如果国家给予公益性岗位补贴,每人多200元,这个岗位就相当有竞争力。”天津市老龄委副秘书长赵伟认为,交通协管、保洁工作可以设置公益性岗位,养老同样是公益事业,政府应考虑设置公益性岗位,给予一定补贴。
第三,行政审批没有考虑到养老机构的特殊性,法律法规滞后。在天津,政府要求养老机构办齐防火、防疫两证才能去民政局申请登记。防火方面,消防部门要求窗户不能加护栏,但要防止老人自杀、意外坠落就必须加护栏;消防部门还要求24小时都开门,但是如此老人就很容易走失。防疫方面,卫生部门要求厨房生熟分开,要有储存室、分餐室、清洁室。
“按他们的要求,我得有七、八个房间作厨房,”张文革说,“这对于民营养老机构根本不现实。如果我达不到,天津也没有人能达到了。”
政府应进一步引导和扶持
一些老龄问题研究专家和养老机构负责人认为,养老服务业严重滞后,不完全是经济问题,根本的原因在于各级政府没有把它真正纳入政府工作日程给予足够的重视,往往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不管是发展居家养老还是实现机构养老,都需要加强对护理人员的培训,政府部门应该采取切实措施,促进养老专业人员队伍的培育和壮大,并引导建立一整套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这方面,宁波市的做法值得借鉴。宁波市海曙区副区长、区居家养老领导小组组长许义平说,要卓有成效地推进社会化居家养老服务向纵深发展,关键在于培育出优质的社会化服务资源,能否培养一支业务精、素质好的老年人服务队伍。
为此,宁波市海曙区委、区政府于2003年扶持区敬老协会创办了宁波星光学院,集学院的教学实践、敬老协会的社会实践和老龄研究中心的科研攻关为一体,开设16个专业,到目前入校学习的学员逾3000人。星光学院运用院校的教育阵地和师资力量,并通过敬老协会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社,先后培训居家养老服务员176名,结队服务义工429名,使600位高龄独居老人和800余位困难老人,每天都有人上门为其进行亲情化服务。
促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不明确,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营资本对这一行业的投入。记者在调研中了解,目前,我国绝大多数社会办养老机构都在民政部门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但是,恰恰是这种“身份”遭遇两难困境:登记为民办非企业机构,他们才能享受免税等优惠政策;但又意味着投资者难以融资,不能进行分红,自己投资建设的场所还拿不回来。
专家指出,目前对民间力量从事养老服务业的限制还是太多,政策扶持不够。应将民办养老服务业的重大项目列入社会事业项目,以项目来带动养老服务业的发展。要抓紧已出台优惠政策的落实,重点帮助养老服务机构解决征地难、融资难等实际问题。民政部门可以通过制定行业规划、行业标准等措施,规范民办养老服务机构的行为。
各级政府应当设法拓宽发展养老机构的资金渠道。专家建议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民政部门建立专项发展基金;二是在民政部门主导的慈善机构中设立养老基金。通过向社会募集筹措资金,由慈善机构委托投资代表方,参股或控股一批大型养老机构。这样既可以解决养老机构发展的资金需要,又可以通过养老企业的股东会、董事会来控制和引导养老机构,使之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和政策稳健发展。 (责任编辑:王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