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组织约束机制上，由于缺少革命战争年代的生存压力，政党对普通党员更多地采取了激励而非惩罚的约束机制，少数党员纪律意识淡化，只关注索取，而非贡献。党的工作任务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也决定着党组织对党员的监督或多或少会被其他工作与任务所打断；在党员个人自我约束机制上，党员加入党组织不可避免地受信仰以外的因素如利益因素的影响。这意味着，如果党员一旦是因为实现利益要求而违背纪律，那么他（她）不但不会为违背纪律感到惭愧，反而会觉得理所当然，从而形成违背纪律现象中的党员自我评价的“报酬递增”现象。约束机制的弱化，一方面要求对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给予新的解释，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部分党员在群众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够。

　　在组织激励机制上，一般说来，政党激励党员主要依赖政党意识形态的说服功能、制度提供的奖惩功能（如提拔、表扬、物质报酬等）、党员权利的保护功能等。但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组织本身将日趋官僚化，组织对个人的激励成本随之增加。当激励成本增加到一定程度且当组织难以承受时，整个激励机制可能事实上处于停滞状态，党员在组织中主动提供公共服务的数量或质量都会下降。

　　如果把党员理性考虑其中，从党员和党的地方组织在维护党的形象的角度看，可能出现党组织管理中由于党员或地方组织、基层组织的自利理性层面而产生两种博弈活动，最终使党的形象受损。关于党员理性的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中既包含了追逐自我利益的层面，也有实现集体利益和利他思想的层面。(注释:参见祝灵君：《党的形象建设中的公共选择分析》，《理论与改革》2003年第2期。)一是党员与组织的博弈。从党的性质上看，维护党的形象是全体党员――而不是某一个别党员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每一党员都应该自觉、积极、主动地维护党的形象。党的形象也是全体党员共同奋斗的结果，这一点无可厚非。但问题出在党的形象是全体党员免费消费的问题上。在维护党的形象的过程中，党员将要付出脑力、体力、财力、时间等多种成本，有时候成本甚至会很高，即使这样他（她）的努力未见得会使党的形象有根本性改善。即使党的形象通过他（她）的努力得到明显改善，也会使其他党员免费消费通过他（她）的努力而得到改善的党的形象。相反，如果他不努力，他也不会少消费这种形象。所以，经过权衡他（她）会选择“搭便车”或者不努力。对于党组织来说，要在众多党员中要求某一位党员对于党的形象自觉肩负起神圣责任，其监督成本可能无穷大，面对这样一个博弈格局，其均衡失衡往往是由于党员与组织之间的不合作。

　　二是党的地方组织与中央组织之间的博弈。同样的道理，如果某一地方组织通过多方努力，甚至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未见得党的形象有根本改善，即或党的形象得到根本改善也不能排除其他组织的免费消费。而如果他不努力，也不会减少对这一形象的消费。相反，如果把相应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投资在地方经济建设上还会给地方带来切实的、由地方独享的经济收入。在经过理性地比较后，地方组织也会选择“搭便车”。在中央组织的监督过程中，如果监督的总成本过高的话，其得益值也会相对降低，最后的“纳什均衡”解将形成不合作状态。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中央要求地方大力抓党的建设工作和地方党组织往往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的目标不协调现象。

(责任编辑：赵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