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中国科学院与厦门市人民政府签订了“共建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协议书”，至此，中科院与深圳、烟台、苏州、青岛、厦门等5个地方都签署了共建研究所的协议，共建方案在6天内得以全部落实。在科技布局调整中，中科院如此大手笔的“加法”一时吸引了人们关注的目光。

　　此前，人们关注最多的是中科院的“减法”：从1998年开始，中科院在知识创新试点过程中展开了第三次重大科技布局调整。在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一期、二期，中科院院属法人研究机构由1997年的123个减到2005年底的91个。

　　“减法”的用意似乎更好理解，用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的话说，“通过调整、整合、撤并和转制，高度凝练科技创新目标，推进以研究所为单元的体制创新和制度建设，提高全院的创新能力，推动全院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创新水平的提高。”

　　但是对于新近频频使用的“加法”，人们却充满了好奇和疑问。

　　为何青睐发达地区？

　　还历史旧账，促区域创新

　　细心的人们会发现，这5个研究所所在地都属于经济发达地区。新增研究所的“原则”难道是“嫌贫爱富”？

　　“浙江经济发展这么快速的地方，过去一个国家研究机构都没有；深圳是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也没有国家研究机构；山东发展那么迅速，中科院过去只有一个海洋研究所。”潘教峰的话叫人吃惊。

　　“从我国当前和长远发展需要看，中科院历史上的科技布局其实是有缺陷的。”潘教峰介绍，“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科研力量的地域分布大都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当时的工业与经济中心城市，其中中科院自然环境研究的力量主要侧重西部。改革开放之后，东部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但是科研力量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强化。”

　　“加强与沿海省市的合作，是还清历史上的‘旧账’。”路甬祥说，“科研能力的建设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协调、相互支撑；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体系，尤其要考虑区域的布局结构。”由此，高度强调地域分布，大力加强与地方政府合作，也成为中科院此次科技布局重大调整的一大亮点。

　　路甬祥表示，在新建研究所方面，中科院已经形成了明确的原则：“领域方向要符合中科院的战略重点，符合国家和区域科技战略需求，符合世界科技发展前沿，相互关联、交叉综合，形成聚合效应；”“战略定位要符合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要求，带动区域相关高技术产业群发展，或促进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区域条件要选择有众多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受体，有利于吸引高层次人才；”“科技队伍要有一定基础，从海内外吸引和集聚本领域高水平人才。”

　　“要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在中科院内部排队中走到前1／2的行列，用10年的时间力争达到中科院内部排队中列前1／3甚至更好的位置。”路甬祥对这些“新成员”给出了时间表。

　　“加法”的动力在哪里？

　　适应新发展，实行新布局

　　“中科院涉及自然科学的多学科，那么宽的领域，如果不进行调整，就很难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很难满足国家的需求”。

　　中科院规划战略局局长潘教峰认为，“科技布局调整对一个科研团体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它必须适应迅速发展的世界科学技术的变化，必须适应国家发展需求的变化。”

　　作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机构和全国自然科学与高新技术的综合研究与发展中心，从建院到现在，中科院已进行了三次大的科技布局调整。

　　“过去大家谈得最多的是科学院多少研究所被整合掉。其实整合并非目的，而是为了适应迅速发展的世界科技的变化，适应国家的需求”。

　　潘教峰说，“中科院在进行整合的同时，也在布局一些新的方向，同时在新建一些研究机构。而新建研究所的领域方向基本上集中在生物、信息、纳米、新材料、生物能源、人口健康、资源环境以及新兴交叉等当今世界发展迅速、非常重要的领域。”

　　潘教峰介绍，在此之前，中科院就已在原来45个法人研究机构的基础上组建了13个法人研究机构，并新建了10个法人研究机构，新建和改造了7项大科学工程，建设和发展了6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30个非法人研究单元。

　　“无论是中科院，还是我们国家的科技发展，一些战略性的机会必须抓住，你没抓住，很快就会落到人家后面了。实际上中科院这次布局调整，也是希望抓住发展中的机会，能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潘教峰说，“世纪之交的近十多年来，国际产业分工调整与转移步伐加快，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其科研团体都进行了较大力度的科技布局调整。”

　　科技发展的前沿并无止境，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也不断提出新的科技创新需求，作为国家科技战略队伍，必须深刻把握科研团体布局调整的规律，建立持续进行科技布局调整的机制，而不能仅仅满足在已有的基础上进行结构性调整。

　　路甬祥因此指出，“无论是撤所还是建所，都是由于发展、提高的内在需要。”

　　会不会抢企业饭碗？

　　重源头突破，攻共性技术

　　“现在国家提倡企业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中科院新增的这5个研究所是不是‘越俎代庖’，在抢企业的饭碗？”早在新的研究所成立之初，有人就产生这样的疑问。类似的质疑，樊建平作为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碰到不止一次。

　　“为什么要组建这个研究院？这其实涉及到一个源头创新的问题”。

　　樊建平说，“过去20年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设立高新技术园区，组建公用技术平台和孵化器、在企业设立博士后等方式大大增强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但是，许多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发现，许多技术的源头还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特别是涉及到的共性关键技术国内更少，而自己在这方面非常缺乏。我们组建这个研究院的目的就是要加强源头创新。”

　　“我们不能老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别人干啥，我们就跟着干啥。”对于现在许多人仍然热衷的“跟踪模仿”，樊建平道出自己的忧虑，“在有新的技术苗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勇敢地扑上去。在高新产业中，收复失地不如开辟新域。”

　　中科院院地合作局局长赵勤的解释则更直接：“国家研究的东西跟企业技术创新，是有一个‘面’和‘点’的问题。过去我们习惯于买外国的源头，现在到了要下大力气建立自己的技术源头的时候了。”

　　樊建平介绍说，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就提出要实现“两个接轨”，一个是学术上与国际接轨，在世界科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一个就是和产业接轨，“30％的成果要转移到工业界去。”

　　“科技前沿也好，高技术领域也好，它的布局应该是体现良性竞争。”赵勤特别强调，新增的这5个研究所是符合国家层面的布局，而不是科学院自己的布局。“我们在这些地方设研究所适应了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迫切需求，地方政府非常欢迎。”

　　对于正在进行的“加法”，中科院并没有马上“收兵”的意思，而是酝酿着扩大战果。

　　在知识创新8年试点的基础上，中科院将力争再用5年左右的时间，真正建立起适应未来发展的科技布局，同时形成自觉持续进行科技布局调整的机制，为实现创新跨越、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路甬祥同时指出，“中科院此次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以新建研究所的形式把科技布局调整继续向深层次推进，是为了切实在国家创新领域中发挥骨干引领作用，并在国家科技体制改革中发挥示范推动作用。”

　　中科院办公厅主任蒋协助告诉记者，知识创新工程三期，中科院将把新建研究所控制在10个左右，其中2006年至2007年，以完成现已启动或拟启动的研究所为主；2008年至2010年，将有选择地以合作共建方式新建3个左右。

　　链接

　　从建院到现在，中科院已进行了三次大的科技布局调整。第一次布局调整从1956年开始，布局了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等关键新学科领域，加强了原子核物理、应用地球物理、石油工艺、自然科学史等学科，形成中科院的基本格局；第二次布局调整从1978年开始，重点恢复和重建了“文革”中受到严重破坏的学科体系；第三次重大科技布局调整从1998年开始，包含此次新增研究所的调整。

　　新建所的操作程序上，将按照“整体规划、总量控制、逐所决策、扎实推进”方式进行，并建立了新建研究所建设验收制度，验收合格者方能纳入中科院研究所正常管理体系。

　　同时，中科院将鼓励高技术领域有条件的研究所在需求集中的地方设立分部，推动各所与大学共建青年科学家伙伴小组和联合实验室，与地方政府共建科技园与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并与其它部门和企业共建研究机构和研发中心。

　　路甬祥提出了对这些新成员表现打分“三原则”：第一是要“得到国内外科技同行的公认”；第二是“要使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满意”；第三是“要使企业和人民群众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