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记者从黄山市区乘中巴车颠簸了3个小时，终于来到了黄山区三口镇，但从镇里到汪家桥村还有5公里路。来到村子，记者问起翟某家在何处时，很多村民不太熟悉，但当记者提及“精神病”时，大家立即帮忙指明了路向。

　　在一排非常简陋的平房中，记者找到了翟家。屋内非常陈旧、家徒四壁。翟某的父亲说，两台彩电被儿子砸坏后，家里再没有值钱的东西了。贫穷家庭更生不幸

　　翟某今年28岁，1997年以前，他还是个乖巧内向的男孩。因为是家中最小的儿子，翟某也格外受家人疼爱，正因为如此，翟某经常发脾气，家人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反常。

　　1996年，翟某的母亲因病去世，家里欠下了债务。其父今年60岁，做不了重活。家里除了两年卖一次毛竹能挣几千元钱外，收入微薄。

　　为了维持生活，翟某的哥哥和姐姐只好带着他到上海打工。在此期间，兄妹俩逐渐发现弟弟的言行举止反常了，总是怀疑身边的人在讲自己的坏话，而且发起脾气来也无法控制，有一次甚至动了刀子，还动手打了平时最为尊重的姐姐。

　　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将翟某带回家。父亲从信用社贷款送儿子到黄山市精神病院治疗，初步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因没有钱，住院一段时间后，家人不得不将他接回家休养，每天只能靠吃镇静药维持。为儿治病下跪“求钱”

　　为了给儿子治病，翟父开始四处借钱，亲戚借遍了，两个在外打工的儿女也倾尽所有。几年来，为翟某治病已经花去了5万余元。

　　“再也借不到钱了”，翟父只好找到当地的信用社，一次又一次贷款，可是次数多了贷款也困难起来。老实的翟父无奈中，曾经跪求信用社能给予贷款，前后共贷款1万多元。

　　翟父告诉记者，至今，他家还欠着3万元的债务。儿子后来又连续前往上海与屯溪求医，但多数时间还是在家里吃药。

　　11月22日下午，记者采访结束回到三口镇时，翟某的姐姐因要回上海，也和记者同到镇上搭车。大半天没吃一点东西的她，悄悄走到一个店铺里买了几个馒头，就着开水吃了起来。她有意避开记者，维护着自己的一点尊严。“我只有一个弟弟，做梦也希望他能恢复健康。为了他，我宁愿做出牺牲。”铁链锁住烧房的儿子

　　经过不间断药物治疗，翟某的病情虽然不经常发作，但一旦发病，就“把手放进开水里烫、躲在一边傻笑、骂父亲”。

　　今年7月份以后，翟某的病情突然加重，开始拒绝吃药，甚至发展到用棍子打砸家里的物品，“家里的50多只碗与盘子全被砸光了”。甚至“多次殴打父亲，老人的脸上与腿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11月4日下午，翟某疯狂地追打父亲，老人吓得摔倒在了地上，他赶上去后对父亲拳打脚踢。翟父好不容易挣脱，翟某却又回到屋里，把两瓶白酒全部倒在床与沙发上，然后放火烧起来。他自己则拿着棍子站在门口，对前来救火的人进行拦阻。

　　无奈之下，老人找来绳子，和几个村民一起将儿子捆得严严实实，关在了屋子里。为了不让儿子挣脱绳索，他又到镇上打了两根粗铁链，将儿子双手与双脚绑在一起，并上了锁。为防意外，翟某父亲搬来和儿子一起住，忍受着儿子随地大小便散发出的阵阵异味。

　　至今，翟某已经被锁半月余了。“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永远这样锁下去”。哪家医院能救弟弟？

　　翟父流着眼泪说，自己已经60岁了，身体也不好，即使是这样的日子也维持不了很久。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儿子的病情肯定也会更重。然而，尽管如此，老人仍然不愿意去麻烦政府。7年来，他没有找过镇里，更别说找黄山区政府及有关部门求助了。

　　翟某姐姐今年34岁，一脸疲倦，为了弟弟她操碎了心。虽然自己的收入非常微薄，但每年仍然要省出2000元钱给弟弟买药。

　　她告诉记者，弟弟如果得不到救治，根据家里的经济状况，“他一辈子只能靠吃镇静药控制情绪，也将会被永远锁在家里”。父亲老了，总有一天会离开他们，如果弟弟无人管护，他也很可能随着父亲一起离去。犹豫了很久以后，她开始写求助信，并向本报打来了求助的电话。她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在安徽省内能找到一家条件好点的精神病医院，让弟弟接受治疗。

　　11月22日夜里10点钟，翟某的姐姐又坐火车回到了上海市，她要尽力去挣钱，给弟弟筹集一些医疗费用。“我渴望回到社会上”

　　翟某持续服用镇静药物后，见到记者时思维很正常，还配合记者拍了照片。他告诉记者，自己也很为一些过激行为内疚，也为不断地伤害父亲而后悔，为给姐姐与父亲增加了太多的麻烦感到惭愧。“可自己的情绪总是控制不住，也不知道自己发病时做过了什么，总是在事后听父亲说起，才知道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发疯与闯祸。”

　　他并不觉得自己有病，以前当有人议论他有病时，他就非常地生气，控制不住要发火。不过，父亲和姐姐说他有病，他才相信是真的。他在知道姐姐在呼吁社会帮助他治病时，也非常高兴。

　　“渴望回到社会上，渴望被当作正常人一样对待”，不希望村民看他时的眼神里，流露出诡异与猜疑。

　　在和记者分别时，他还和记者握了手，那一闪而过的笑容，是那么的单纯。

　　谁为精神病患者“解锁”？

　　近年来，有关带攻击性的精神病人被锁的消息屡见报端。这样的行为是否合法，如何为精神病人解除生理和心理上的“锁”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话题。残联：控制病情最重要11月22日下午，黄山市残联康复科一位人士告诉记者，把精神病人锁起来的做法，是一种不人性化的做法。翟某可以联系黄山区残联，让其帮助“解锁”。对于记者所提及的治疗费用问题，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精神病人的治疗费用确实不菲，囿于地方财力，目前该市仅有极少数的精神病患者能够得到免费治疗。此外，对于一些特别贫困患者，在其病情得到控制后，可以得到免费药物。翟某所在行政村村委会周主任告诉记者，翟家确实比较困难，“到年底有补助的时候，会为翟家争取一些。”医生：“锁住”不利救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合肥市安康医院张晓莉医生表示，翟父的这种行为不利于其儿子病情的控制。张医生说，精神病患者本身就很自卑，家人将他们锁起来，可能会增强他们的自卑心理，同时也会给他们的心理造成压力，“感觉自己更另类了。”张医生认为，如果能够得到积极的治疗，翟某的病情是可以得到控制的。律师：一种无奈的选择安徽美林律师事务所杨静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间歇性精神病患者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翟某是精神病患者，但其也拥有和正常人一样的人身自由权利。而其父亲在其正常期间，限制其人身自由，这应当说是违法的。“但翟父所实施的行为是一种无奈之举，他可能很难料到儿子什么时候发病。”此外，杨律师还认为，在翟某异常的时候，其父在必要的情况下，为履行职责，保护儿子和他人人身、财产安全，对儿子实施不损害身体的制约，是不为法律所禁止的。当然，从长远来看，父亲更应将儿子送到当地医院进行救治。专家：建立长效机制在采访过程中，翟某的父亲告诉记者，为了儿子今后的工作，他并没有给儿子办理残疾人证，“我们都盼着他有一天能恢复正常。”对精神残疾人工作颇有研究的合肥市残联康复处李全志先生说，为精神疾病患者“解锁”不是一个人或者哪一个部门所能解决的问题。他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精神病人的监护与救治问题，可以着眼于建立长效机制，形成一个由多部门参与的精神病社会监护体系；在此基础上，建立完善的精神疾病患者档案制度，对患者的医疗进行跟踪治疗与监护；对其中的贫困者，可以考虑实施免收费或低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