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再次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话题。Google中国区总裁李开复批评说，目前研究生教育规模太大，培养出的人才不能适应21世纪的需要，应该扩大职业专科学校的比例，培养更多企业迫切需要的技工和服务人员。但教育学者丁钢教授则认为，当前我国的研究生教育规模不是太大，而是太小，研究生与研究者不是一回事，研究生毕业后也可以做高级技工，西部和边远落后地区需要大量高学历人才。

　　的确，当前高学历毕业生找工作越来越难；但另一方面，企业却难觅高技能人才，以致需要高薪聘请退休技工。不可否认，让受过高学历教育的人去做高级技工和服务人员，对具体的人和整个社会来说，成本都太高了一些。我认为，与其让研究生去做高级技工和服务人员，不如调整教育结构，满足社会对人才的多种需求。

　　教育不仅具有社会功能，还具备个人功能。教育既要为实现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目标服务，同时又承担着发展个人的功能———包括使人学会谋生的本领，学会做人的道理，并不断提升和超越自我，等等。我们过去的教育政策之所以出现各种弊病，原因就在于没有注意到这两个功能的合理区隔。而在一些“献计”者心目中，也多半没有温情脉脉的人，只有GDP等各种冷冰冰的统计数据。

　　对个人发展而言，“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是一条无法漠视的基本规律。人有追求好的工作的需要和权利。这里的好工作，自然包括符合其兴趣、有良好的社会声望、有不错的收入、有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等。对于教育，没有人能够否认它需要计算投入产出，人们不希望花费很多时间和金钱，毕业后却去从事收入和社会地位都很低的工作。在偏远地区工作固然可以，但如果没有很好的事业发展环境，没有相应的政策扶持，单单以“奉献”为号召，要高学历人才去那里工作，似乎是不合情理的。

　　因此，好的教育政策必定要兼顾社会功能和个人发展功能，比如著称于世的德国“双元制”职业技术教育就是如此：在职教阶段，德国学生有一部分时间在企业实习，从企业拿工资，另一部分时间在学校学习，这种方式有效培养了德国经济所需要的各种技术人才。当然这种教育方式需要社会、企业、学校和个人的合作，为此德国联邦政府立法规定学生的实习待遇。而企业也乐意支持职业教育并视其为自己的责任。

　　反观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却陷入悖论：一方面，经济和社会发展迫切需要高技能人才，需要职业技术教育蓬勃发展；同时学生和家长却不看好职教，家长不愿让学生上中职和高职，职业技术教育成为“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近五年来随着高校扩招，我国职教生存空间空前受挤，招生和就业都遇到很大困难。

　　察其原因，固然与我们根深蒂固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各种职业有等级之分有关———很多人仍然认为职业技术教育不是“读书”，而是“学手艺”。更重要的是，企业缺乏支持职教的传统，大多不愿为培养此类人才付出努力。许多企业人士认为，我们追求的是利润，要对股东负责，对社会负责是很次要的，这就是我们的企业伦理。但根本原因，还在于我国的公共教育政策没有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作出相应的、实质性的调整，既往的政策惯性仍然在发挥主导作用，比如现在高等教育，最抢眼球的都是力争“世界一流”的各类研究型“工程”，但谁想过在职教领域做“世界一流”呢？

　　根本的解决之道在于，设计政策时要考虑具体的人的需求并加以满足，必须通过调整利益机制，来引导有真实需求的大众接受职业技术教育。而改变观念不过是第一步。此外，职业技术教育本身也要考虑人的全面发展，也要建立深造和进修渠道，而不能在职教和低文化、低素质之间建立必然联系。在设计职教的发展路径时，不能仅限于相当于大专层次的高职，而要有更高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以满足尖端和特定人才的需求。

　　千差万别的教育类别需要评价体系的多元化，如果把普通高等教育的评价体系硬套到职业技术教育上去，必然使之不伦不类，无所适从。当然，各种评价体系能够深入人心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