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雷中辉

　　国家版权局：“他们有说话的权利，但前提是，尽上交版权费的法律义务！”

　　原本已经烟消云散的卡拉OK（KTV）版权收费争议，又因广州KTV业主的强烈反对波澜再起。

　　11月20日，广州市文化娱乐业协会发表公开声明，不接受国家版权局11月9日公布的卡拉OK版权使用费收取标准，协会下属100余家KTV集体不向中国音像协会支付卡拉OK版权使用费。

　　在上交给版权相关管理部门的《意见》书中，广州市文化娱乐业协会还提出了3点质疑的意见：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不是合法的收费主体；收费标准涉嫌单方制定和强制实施；“打包收费”不公平。

　　“他们有说话的权利，但前提是，他们要尽上交版权费的法律义务！”11月22日，中国音像集体管理组织（筹）负责人王化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KTV不能因为质疑收费集体管理组织的主体，质疑收费标准，而不尽自己上交版权费用的法律义务。”

　　讨价还价

　　在国家版权局正式公布12元/天/包房的收费标准之前，上海市文化娱乐业协会就直接表示反对。由上海市文化娱乐业协会统一协商缴纳的版权管理使用费为大型KTV6000元/年，小型KTV1500元/年。

　　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娱乐业协会副会长王正恒也表示反对，原因是标准太高，制定程序不合理，模糊地带太多。据悉，北京市KTV版权管理费之前都是按照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制定的0.12元/平米的标准收取。

　　而在今年9月21日的KTV产业链代表座谈会上，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司长王自强明确表示，全国多数的文化娱乐业协会是赞同KTV的收费标准，“共识大于分歧”是确定这一标准的主要依据。11月9日，12元/天/包房的标准正式公告实施，北京、上海、广州列为重点试点城市。

　　在广州市文化娱乐业协会的反对意见中，对于收费主体、收费标准制定程序以及收费方式提出了质疑。实际上，这些质疑早在国家版权局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时候就已经出现。

　　至于为何在标准公布之后，KTV从业者还拿出来用作反对KTV收费的理由，一家唱片公司总经理直截了当地对记者说：“他们就是不想缴费，因为以前没缴过费，现在要强制性地上缴，自然就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这是一种博弈。”知识产权问题研究机构弘策机构董事长吕文举认为，KTV从业者考虑的已经不是交与不交，而是交多少的问题。事实上，在国家版权局公告的收费标准中，明确规定12元是上限，收费的具体标准还将视各地、各企业规模的不同而向下浮动。这也就意味着，各地方KTV从业者需要同版权集体管理组织讨价还价。这也是国家版权局提出的制定标准不过是一个依据，而具体的收费价格仍需通过市场手段来解决。

　　吕文举认为，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国家版权局公开征集了意见，不能说成是单方面制定标准；至于“打包收费”的漏洞，在目前中国版权保护的现实情况中，精确收费实施的困难太大，打包收费还是一个有可行性的方式。

　　集体管理模糊地带

　　另一个广州KTV强烈反对收费标准的理由是，集体管理组织是否真的代表了所有的权利人，如果未加入集体管理组织的权利人再度向KTV索要版权费用，这个情况怎么处理？

　　“加入中国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的人数不过4000人，很多身边的唱片公司都没有把所有的歌曲都交给集体管理组织，尤其是新近流行的歌曲，它们自己在经营版权，因此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大。”上述唱片公司的总经理告诉记者，他的公司就没有加入集体管理组织，所有歌曲的版权都是自己来做授权。

　　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而且使中国的版权管理出现了复杂交错的状况。

　　吕文举告诉记者，目前国内版权授权方式有许多种，其一是权利人直接授权；其二是社会上的版权代理机构，如源泉等公司代理授权；其三是由国家版权管理机关批准的集体管理组织代表权利人授权。“这三种方式纵横交错，加上盗版的盛行，使得国内版权管理出现的局面非常复杂。这也是KTV反对集体管理收费标准的一个因素。”

　　吕认为，现有三个渠道并不统一，而且现有的利益团体中对于KTV版权收费已经确立了相对平衡的标准，新的集体管理组织制定的标准出来之后打破了这种平衡，而许多的权利人又不相信集体管理的能力，从而给KTV业者以充足的反对理由。

　　国家版权局的相关人士表示，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就是集体管理组织的缺位。目前，在中国仅有一家正式成立的集体管理组织——中国音乐著作权管理组织，另一家引起KTV版权风波的集体管理组织——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仍在等待民政部门的批准中。

　　“在中国，集体管理发展历程不过十几年，要做到完全完备是不可能的。”王化鹏承认。但针对KTV从业者从权利人的角度怀疑集体管理组织的公信力和执行力，王表示这完全是越俎代疱。

　　目前，受到权利人诟病的集体管理组织模糊地带包括：集体管理是否涉嫌垄断，集体管理是否真的能够代表绝大多数权利人的利益，执行能力受到质疑，涉嫌滥用权利人授权，给权利人的收入分配不科学，会否导致权利人重复收费等。

　　另一家唱片公司的老总甚至对记者称，他准备对集体管理组织提起诉讼，原因就是滥发权利人的授权，导致权利人在维护自己正当利益的时候碰到了阻碍。

　　由于国内只有一家集体管理组织，集体管理组织的公信力因为没有市场竞争而受到质疑。吕文举认为，未来版权管理部门应该考虑发展更多的集体管理组织，从而消除权利人和KTV从业者的质疑。在中国台湾，就有至少4家的集体管理组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责任编辑：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