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德阳：校园暴力的终结

　　□本报记者 向 郢

　　跟孩子安全相关的消息总是让家长心惊肉跳：

　　2005年3月20日，内蒙古一个小学生被绑架勒索20万元赎金后随即被杀害。

　　当晚，在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周边一连发生两起研究生被抢事件。

　　一年半时间，全国校园共发生86起恶性刑事案件，导致59个学生死亡、200余人受伤。

　　扭转校园治安的糟糕局面再也不容耽搁地摆在政府和公众面前。

　　从去年6月16日颁布“八条措施”时所透露的相关信息看，公安部正力图摈弃以往的专项整治行动的老办法，力图探索一种长效机制，来对付校园周边治安顽症。

　　四川省德阳市在公安部和教育部部署工作之前两个月，就已有所动作了。

　　农村中学的暴力“游戏”

　　1999年，徐枫在兴隆镇派出所当所长时，正是兴隆镇校园治安最乱的时候。

　　兴隆位于隶属于德阳地区的绵竹市，与6个乡镇交界，流动人口多，农业经济贫瘠。

　　贫困的兴隆发育出几个全市最大的抢劫、偷盗以及倒卖火车票的帮派团伙。

　　当地人士说，有能耐的出去了，留在兴隆偷鸡摸狗的小混混不少。

　　每到晚上，绵竹的出租车司机一听见“兴隆”，就赶紧摇上窗户，使劲摆手。

　　1999年，兴隆发生了110起刑事案件，这个数字在绵竹市绝对第一。

　　随后两年打击清理的结果更让人吓一跳，全镇不到2万人，大大小小的帮派就有64个，除了偷盗、打架斗殴、敲诈勒索的团伙，全副武装的竟然还有“火枪队”。

　　最糟糕的是，被卷进这些偷盗勒索案件里面的，还有30多个学生。最大的14岁，最小的11岁，年纪虽小，却照样会放风翻墙、撬锁、偷东西，身上揣把小刀，跟着人去收保护费。

　　“一个院坝里面长大，看见当哥的有烟抽有酒喝，觉得气派，喜欢跟着抄哥们。” （注：四川话“抄哥们”形容的是少年人那种膨胀的成人做派。）

　　徐枫出身农村，熟知农村孩子的成长游戏，“冬天逃课不回家，聚在一堆耍，就会把田坎上的草垛子烧了来烤火。”

　　校门外的暴力游戏规则，最容易在少年人汇集的地方发挥影响。镇上的兴隆中学很长时间内都是全绵竹市辍学率最高而升学率最低的中学，常常有打架斗殴、敲诈勒索甚至偷盗的事情发生。

　　徐枫和所里的另一名警察频频进到学校里。2001年4月，学校腾出了一间屋子做“民警驻校办公室”。除了每周用两个半天的时间上法制课，找学生谈心辅导，派出所干警还和周边摊点签订了《维护校园周边治安秩序责任书》，并在9个村建了跟踪帮教的网络。

　　这一举措使全镇发案数在2002年下降了一半，涉案人员中也没有学生。这个“有警察管的学校”的名气越来越大，甚至有外县的家长专门将调皮孩子送来入读。

　　教学秩序的好转直接带来升学率的提高，这年破天荒地有4个学生考上了重点中学。

　　这桩事让74岁高龄的绵竹市关工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老常务副主任张柏乾眼睛一亮。这位一直担忧着青少年犯罪的老干部一连调研8趟。

　　他提议将一个房间的名字从“谈话室”改成“心理辅导室”，“娃娃还小，谈话室的火药味太重”。

　　这年10月16日，绵竹市关工委推动市委市政府，专门在兴隆开了一个全市的“警校共育”现场推广会。

　　这个经验看起来确实有成效，到2005年，绵竹市的每个乡镇青少年违法犯罪现象就少了一大半。这年，兴隆镇的发案数更是下降到26件，全市最低。

　　局长的儿子也曾离家出走

　　就在推广会召开一年以后，兼任关工委主任的常务副市长毛君甫发现：原来成绩中上等的儿子竟然也险些成了“问题少年”。

　　2003年下半年，儿子读初一，苗头就出现了。他从德阳团市委调到绵竹的时候，妻子也跟着下去工作了，孩子留给了爷爷奶奶照管。

　　一天傍晚，孩子支支吾吾地给奶奶打电话说，“好朋友生病了，我们去照顾，晚上不回家睡觉了。”

　　奶奶怎么劝都没用，慌了，一个紧急电话打到绵竹，夫妇俩连夜赶回德阳。班上的老师压根没听说谁生病了。所有叔叔婶婶全体总动员，大街小巷地搜索，深夜时分才从一个小网吧里面找到了儿子。

　　警报从此开始不时拉响。期末考试那天，开考不到半个小时，儿子又从学校消失，等到在一个台球室里面被找到时，13岁的小孩嘴里叼着烟。

　　这时，毛君甫刚好调回德阳担任教育局局长。重新跟儿子生活在一起，他开始从一个父亲的角度理解校园周边环境的诱惑和少年人之间的复杂世界。

　　有天放学回来，孩子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脑袋，直到晚上，他才吞吞吐吐说出白天被人“借走手机”的事情。

　　让孩子想不通的是，把他堵在巷道的几个人中，有一个还是他在网吧认识的“朋友”。

　　就在那年春节，孩子揣了压岁钱开始了预谋已久的出走。这次，找遍了所有的网吧和台球室、歌舞厅，问遍了所有同学、朋友，毛君甫得到的惟一线索是有5个孩子在一起，他不得已报了警。

　　等这群集体出走的孩子被警察找回来后，家长们才晓得，他们曾经集体研究了一套穿梭于农村和城市的“游击战”战术。

　　妻子的300多个电话打出去，依旧没有消息，毛君甫很难过地说，“我就是不当这个教育局长，也要把儿子找回来，拉回来。”

　　父亲开始了一场痛苦的战斗。他白天上班，休息时间专门请教儿童教育专家，然后一次次跟儿子推心置腹地聊天。青春期的孩子时好时坏，反反复复。

　　“那一年多，孩子的事情对我刺激很大，我从他身上意识到了很多东西，”毛君甫后来总结，“这代80后独生子女的青春期恰好遇到了社会的剧烈转型期，跟成绩高低比较起来，一个好的教育体制更应该帮助学生健康成长。我们必须要做些事情。”

　　2005年初的一天，和公安局局长陈正权开会碰在一起的时候，毛君甫突然想到了兴隆中学的经验。

(责任编辑：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