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校园中，年逾古稀的董世忠仍一如往常地为学生们作着讲座。大多数复旦学子还不知道，在上月26日的WTO争端解决机构月度例会上，身边这位72岁的老人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解决机构中的“超级裁判”。

　　和这位复旦国际法创始人同时进入WTO争端解决机构的，还有另一位中国候选人———前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条约法律司司长张月娇。

　　WTO争端解决机构专家组成员的指示性名单上，中国专家的数量由此扩大到了5人。此前的2004年2月，商务部条法司原司长张玉卿、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曾令良和董世忠的弟子朱榄叶首度入选WTO专家名单。

　　“时刻准备着去日内瓦”

　　“这一任命没有对我现在的生活产生很大改变。”随和、谦逊，是董世忠给人的第一印象。

　　董世忠和老伴住在一个四室一厅的房子里，客厅茶几中央，整齐地堆放着他的专业资料，旁边放着几本厚厚的论文。

　　“这是华东政法学院等几个高校的博士生毕业论文，送来给我评阅的。”

　　研究了大半辈子WTO的问题，董世忠如今已是桃李满天下。在一些重大会议上，这位中国WTO学术界的前辈往往是明星中的明星，为众多WTO专家追捧。

　　“我想，他们选我为专家组成员的一个原因，和我过去在日内瓦的求学经历有关。”1978年～1981年，董世忠在瑞士日内瓦高等国际研究院进修了国际经济法和关贸总协定等WTO事务相关课程。“张月娇被选上，也同她留学法国的经历不无关系。”董世忠对这位前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条约法律司司长评价甚高。上世纪90年代前后，美国四度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和中国“起火”，甚至对中国发起了“特殊301调查”。最终，张月娇和时任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吴仪一起同美方“过招”，将此事平息。

　　张月娇是朱榄叶之后，中国在WTO的第二位女性专家组成员。在董世忠眼中，现为汕头大学法学院教授的张月娇颇有“实战”经验———张月娇曾担任过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局局长等职务。

　　“我和朱榄叶说，我们必须随时研究WTO新规则，掌握WTO的最新动态。我们要时刻准备着，去瑞士日内瓦！”董世忠认真地说。

　　在WTO的成员无法通过磋商解决争端时，起诉方可请求设立专家组，WTO下的争端解决机构会从指示性名单中选出3名专家赴WTO总部日内瓦评审。

　　董世忠解释说，两国在签署入世协议时，无法顾及所有条款涉及的细节。因此在出现具体问题时，由于对条款理解不同，两国之间难免会生争端。“这时候，就需要专家组成员在协议条文之外，结合经验和过去相关案例来评审。”

　　WTO里中国人太少

　　一个尴尬但绝不容回避的现实是，两年多前就已顶上“超级裁判”殊荣的三位中国专家———张玉卿、曾令良和朱榄叶，至今未成为任何一起案例的专家组成员。

　　“其中部分原因，是中国初入世不久，WTO其他成员对中国专家的信任度、资质和经验还有一个认知和熟悉的过程。”董世忠说。

　　复旦法学院教授、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信息部主任龚柏华则指出，作为WTO的新成员，中国这几年中多次以“第三方”身份参与了其他WTO成员争端解决案件的审理过程，因此在专家组的选择上需要回避。

　　“中国付给WTO如此多的会费，但WTO却少有中国面孔。”无论如何，董世忠还是略带遗憾。

　　WTO网站资料显示，今年中国交给WTO秘书处的会费在各成员中排第三，为710万瑞士法郎（相当于4300多万人民币）。

　　“在中国，和WTO相关的著作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多，但我们在WTO舞台上的声音却不大。”

　　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中国是WTO的新成员。“中国初入世不久，WTO其他成员对中国专家的信任度、资质和经验还有一个认知和熟悉的过程。”董世忠说。

　　“随着未来中国越来越多地被卷入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国人能否担任WTO的中高层官员将是很重要的一点。”董世忠认为，中国应加大在WTO中可调配的资源，否则在重大问题的讨论上会处于弱势。

　　“中国入世五年来，有好几位工作人员进入了WTO秘书处。”商务部有关人士透露，“我印象中至少有5个，比日本都多。”但该人士同时坦言，在WTO中高层任职的中国人确实很少。

　　落选WTO上诉机构

　　事实上，为了加大在WTO的声音，商务部一直在努力。对于董世忠和张月娇，商务部就曾给予两人更重大的使命。

　　今年1月，WTO争端解决机构负责“终审”的常设上诉机构中的一位成员去世，因此WTO开始寻找候选人来填补7人团队中的这一空缺。最初，WTO将各成员提交候选人的期限设为3月底，但中国要求延长期限至4月底。

　　期间，商务部向国内各院校征集名单，最终向WTO推选了董世忠和张月娇两人。

　　“6月底，我到日内瓦参加了选举委员会对我们进行的面试。我们8个候选人单独进行答辩，面试时间是一个半小时。”董世忠告诉记者。

　　选举委员会由WTO总干事拉米，WTO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三个理事会的主席等6人组成。“我记得当时拉米没怎么提问我，但其他几位却不断问我对WTO规则的熟悉程度，并提出各种案例来考我，测试我的第一手办案经验。”

　　从1993年担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以来，董世忠已经手处理了170多个案例。但遗憾的是，这一职位最终被一位更具实战经验的南非教授获得。

　　上诉机构其他6位成员，分别来自印度、日本、美国、埃及、巴西和意大利。

　　72岁高龄重拾法语

　　为了“随时准备着去日内瓦”，72岁的董世忠决定重拾法语，并翻出录音带来提高自己的法语听力水平。在上世纪80年代，董世忠曾特地去华东师大进修过4年法语。

　　“董老师学习非常刻苦。他初学法语时已是40岁出头，当时是为了去瑞士学习打基础。”董世忠的第二届硕士研究生、现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信息部主任龚柏华回忆说，“当时董老师的居住条件不是很好，白天他就将被子翻起，将床当书桌。”

　　朱榄叶的印象则是，“老师（当时）就在办公室里支起蚊帐，白天做练习题，晚上听录音，硬是啃下了第二外语。”

　　三年后，董世忠顺利完成了在瑞士的学业，用法语通过了论文答辩。

　　“董老师很早提出，要我们成为懂外语、懂法律、懂经济的‘三懂人才’。现在想来，这种眼光是非常超前的。”在龚柏华1985年读研究生时，董世忠就开始用英文授课。

　　让龚柏华印象最深的是，1985年，为让学生接触第一线的涉外法律，董老师亲自带研究生到深圳的涉外律师事务所实习。

　　“当时，上海与深圳的生活水平相差很大。我们这些学生很难承受深圳的高物价，就想到了去宾馆辅导服务员英文来贴补生活费。董老师也乐意帮助我们，他还给服务员上了第一堂国际音标课，毫无教授架子。”

　　除了学习法语，董世忠的生活没有一丝改变。每天，像往常一样，董世忠会翻阅家中订阅的三份报纸———《文汇报》、《东方早报》和《新民晚报》，按时去楼下的小区散步，上网浏览新闻，特别是和WTO相关的动态。

　　经常，董世忠也会回复旦法学院，接待来访的外国专家，给学生讲座。身为客座教授，他还会定期去依山傍海的厦门大学给研究生们授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