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项城市政府将投6500万元巨资，大规模维修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的旧居，并为此动员市民捐款。此议一出，舆论就将批评焦点对准政府捐款动员之举。更有人在袁世凯历史地位与评价上大做文章，直指袁世凯是“民族之耻”，甚至将其与希特勒相提并论！（见“光明观察”郭松民文章《为窃国者重修故居：赚钱？耻辱？》）

　　撇开动员捐款事宜不论，笔者以为，重修袁世凯旧居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给世人提供了另一种观察历史人物、省思历史变幻的独特视角。这种历史的“对立记忆”适时出现，同样有助于人们进一步倡导，并逐渐树立一种更为理性、健康和包容的多元历史观。

　　历史的“对立记忆”并非没有。在美国南方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市郊一座孤零零的石头山上，赫然耸立着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部叛军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的巨大浮雕；而在被称为“美国革命圣地”的北方宾夕法尼亚州葛底斯堡战场（1863年南北战争中最惨烈的一次决战地），有南北双方的诸多人物纪念雕塑，同样以南部李将军的雕塑最为壮观与瞩目。

　　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惯性思维，罗伯特·李将军应属“千古罪人”之列。美国历史教科书也承认，南北战争中南方阵营代表着反动势力。尽管如此，美国联邦政府也从未取缔过李将军的雕像，绝大多数美国民众对此也习以为常。由此不难想见，即便是这种无论如何看都已泾渭分明的历史事件，在本国乃至全世界的“主流价值观”面前，与它有关的不同类型乃至截然对立的历史人物，仍然能够有其各种各样的价值观来诠释，并可以“民间记忆”的方式光明正大、堂而皇之地展现出来。这又何尝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及其广大人民，日益走向成熟、充满高度自信的有力表现呢？

　　在一些特定历史条件下，很多历史事件原本无所谓对与错，但绝对有大是大非。平心而论，正如同曾国藩、李鸿章等晚清重臣一样，在清末民初中国政坛拥有决定性影响力的袁世凯，无疑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一个“特殊产物”。如没有袁世凯统帅的北洋新军，满清王朝能否如此快速地倾覆，辛亥革命能否如此快速地成功，中华民国何时能建立，都大可存疑。追溯得更早，袁世凯在出使朝鲜期间的管治作为，以及他在洋务运动和教育改革（如废除科举制度）中的有效努力与积极贡献，都曾在清末民初受到国民普遍肯定与交口称誉。有人说，袁世凯一生只是“做错了一件事”———“帝制自为”，恐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不幸的是，很多年来人们习惯了“非此即彼”、“成王败寇”的历史一分法———亦即所谓的“一元历史观”。而他们对类似于美国民众有关“南北战争”这段历史印象的“对立记忆”———也就是有别于历史一分法的“历史二分法”，或者说是“多元历史观”颇不适应。

　　因此，世人在高度肯定有着“护国英雄”与“近代军神”美誉的蔡锷将军及其巨大历史功绩的同时，既不必要、也不应该完全否定袁世凯早年及其一生政治生涯，为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所做的一系列努力与贡献。同理，正如世人肯定蔡锷却不必完全否定袁世凯，肯定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反抗精神，却不必完全否定曾国藩与湘军；肯定义和团运动的御侮精神，却不必完全否定李鸿章一样；我们在肯定共产党人当年在正面战场、抗战后方付出艰辛努力的同时，也未曾抹杀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一线、正面战场所作出的积极贡献与巨大牺牲。

　　要而言之，历史的“对立记忆”及其催生的多元历史观，带给我们的现实意义在于，在努力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时期，欲树立一个健康理性、积极有效的多元历史观，须从尊重历史的多元记忆开始。毕竟，如克罗奇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