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于11月14日和17日分两次刊出前东德情报机构头目、被称为“隐面人”的间谍大师马尔库斯·沃尔夫鲜为人知的经历后，很多读者来信、致电，表示“不过瘾”。应读者要求，本期将继续讲述这位间谍大师的精彩故事。　——编者

　　马尔库斯·沃尔夫／著　斯力／译

　　沃尔夫回忆录节选四得不偿失的“美人计”

　　1954，在西柏林召开的西方盟国外长会议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我煞费苦心地起草了一份行动计划，苏联顾问在研究了这份计划后对我说：“会议期间还需要安排一个‘玛莉娜’。”“玛莉娜”在俄语土话里有“妓院”的意思，他的意思是，我们应当设法把走出会场的官员引到妓院里去消遣。

　　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应当如何利用色情去搞情报，又不想在苏联同事面前显出稚嫩，于是命令手下迅速将东柏林西侧的一座小楼改造成一个妓院，并在客厅里安装了窃听器，在卧室的灯具里藏了红外线照相机。

　　下一个难题是物色妓女。在一个牛奶店里，我们找到了几位略有姿色的姑娘，她们表示，“为了祖国”，情愿晚上“加班”。在对这些女孩进行卫生检查时发现，其中一位并不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纯净，而是患有淋病。我下令将她从这次行动中除名。

　　西方盟国外长会议开幕了。我们派一些人分散到外长会议地点附近的餐馆和酒吧里，相机邀请与会的官员或助手饮酒，时机成熟时把他们领到“玛莉娜”参加“晚会”。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那些部长的随从们并不上钩，只有一位西德记者在会议结束的那天晚上落入圈套。我们的人殷勤地陪着这位稀客又吃又喝，姑娘们也各就各位。谁知忙中出错，当晚的行动队长误喝了为客人准备的那杯“伟哥酒”。当晚安排的最后一项节目是看色情电影，喝了春药的行动队长看得目不转睛，他的“猎物”却躲到厨房里与女招待聊起天来。

　　第二天早上，那位记者是惟一一位头脑清醒的人。他已经察觉出主人的“良苦用心”，表示愿意为我们做事。

　　这次行动总算小有斩获，但实际上得不偿失。我们付给颇为失望的姑娘们钱，警告她们不得对任何人说起这次不光彩的行动。

　　此事的结局令人诧异：当我们派人去见这位记者时，他退避不见，出来应对的是他的同事N。他倒十分热心，说他在发行量很大的《明镜》周刊工作，认识部长身边的人。起初我对N的话半信半疑，不过他在后来的许多年里向我们提供的情报，得到了其他情报的证实。N后来当上了另一份杂志的主编，继续为我们做事。

　　沃尔夫回忆录节选五难以琢磨的“女间谍”

　　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查阅东德政府准备大赦的在押西德人名单时，苏珊这个名字引起了我们的注意。1951年她参加莱比锡贸易交易会时，东德反谍报机构以间谍罪将她逮捕并判处8年徒刑。她在档案的职业一栏里填写的是“自由撰稿人”。在告诉她即将获释之前，我们派一位上校约见了她。

　　这是一位身材苗条的妇女，年龄在35岁上下，虽然身穿囚服，但神情相当自信，丝毫不想取悦来人。上校建议她换个场合继续谈，在她获释后相约在东柏林的华沙大桥上见面。她同意回到西德后向我们提供情报，我们给她取了个化名叫“莉迪娅”。

　　令我们欣喜的是，苏珊在波恩安了家，还办起了一个沙龙，一些知名人士常在这里聚会。通过苏珊，我们获得了西德一个极右组织的珍贵情报。这个名叫“救援自由”的组织，通过海外人士插手东欧各国的内政，为首者是基民盟政治家巴泽尔。巴泽尔日后当上了基民盟主席，坚决反对勃兰特试图给予东德外交承认的努力，是我们的“眼中钉”。

　　苏珊被我们逮捕前，曾与时任柏林市长的勃兰特热恋过，勃兰特给她写过不少情书。1961年议会竞选期间，勃兰特的政敌向外界泄露了这批信件的内容。

　　我至今仍迷惑不解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驱使这个女子悄悄溜到东柏林向我们提供情报？这些情报涉及的组织和个人与她的政治观点更为接近，东德却曾让她锒铛入狱。如果她是一名双重间谍，她应当设法打听我们的情报活动，可她从未提过任何问题。她只收下我们给她报销的正常开支的费用，除此之外一分也不多要。

　　1961年修筑柏林墙后，苏珊这条极其宝贵的消息来源突然中断。有情报称，她在为西德情报机构工作，同西德陆军少校查格纳一起消失在远东。1968年，苏珊在一个名叫朗格曼的西德间谍手下做事，朗格曼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眼线。又过了几年，苏珊摇身一变，竟成了西德联邦情报局驻香港站的站长，东京、马尼拉、雅加达和新加坡等地的情报分站均归她领导。1968年，克劳斯·金克尔（日后的西德外长）出任西德联邦情报局局长后，开始清除冒牌间谍，据说，苏珊在这次整顿中离开了西德情报组织，从此销声匿迹。对我来说，她至今仍是一个谜。

　　沃尔夫回忆录节选六首位“罗密欧式”男间谍

　　情报部门运用“美人计”不是新鲜事。倘若我能在间谍史上留下一笔，恐怕是因为我将“美男计”运用得炉火纯青。我手下的“罗密欧”，已经在全世界声名远扬。其实这本不是我的初衷，对我而言，色情手段只是一个既无资金、又无经验的情报机构的捷径。

　　女性在情报机构里的作用已经超出了风尘女子的角色，从前男性担任的要人秘书工作，已被女性取而代之。随着女权主义的兴起，女性也当上了政府部长、高级顾问或学者，成了国家机密的知情人。“罗密欧式”的男间谍应运而生。

　　我手下的第一位“罗密欧”于上世纪50年代初问世，化名“费利克斯”，真名至今无人知晓。还在学生时代，他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时，我们定期派人到各州去物色潜在的间谍人选，挑选方法类似于物色体育人才。筛选过程极其严格，从党组织、大学或青年组织中选出的每100人中，只有10人能参加面试，最终也许只有1人被录用。

　　1952年春天，我和一位高级官员一起来到德国东南部的一座小城市。费利克斯当时正在当地的一所大学里攻读工程学，他是个聪明而认真的学生。当我们透露了真实身份以及此行目的时，他相当吃惊，因担心学业中断而没有什么反应。当时我们急需派人潜入西德，于是向他解释说，间谍工作绝对比在国家机关某些部门里辛劳一辈子要实惠得多。

　　像对待所有新手一样，我们先派费利克斯出了一次差，目的地是汉堡。我们告诉他，这是一次紧急任务，而不是训练。他要在火车站附近与线人接上头后，再去防波堤从另一个人手里取情报。出发前，我们教给他各种判断自己是否被盯梢的办法。

　　我们的这个学生，一下火车就断定有人在跟踪他，吓出了一身冷汗，想尽招数也甩不掉这条尾巴，那个穿灰大衣的人始终形影不离。走到桥上时，他感到穿灰大衣的盯梢者越来越多，于是他向等候在桥上的接头人员发出了事先约定的警告信号，取消了此次接头。后来，费利克斯发展成为一个出色的间谍，我们决定派他去打探西德总理办公室的秘密。

　　费利克斯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每天下班时混在离总理办公大楼最近的公交车站等车的人群里，看看是否能认识什么人。他终于成功认识了总理办公室的一位黑发女秘书，我们给她取的化名叫“诺尔马”。

　　他俩很快就如胶似漆，费利克斯逐渐了解到总理办公室的一些情况。他俩的恋爱关系明朗后，费利克斯开始受到邀请，与她的同事一起打保龄球，参加她的办公室组织的游览活动。费利克斯运用他的魅力，成了聚会中不可缺少的人物。诺尔马为自己交了这样一位男友而自豪。

　　没有想到，费利克斯对诺尔马动了真情，他俩开始同居。

　　通常我们绝对不允许间谍结婚。间谍的身份是假的，一般是顶替死人或移居海外者。在西德，申请结婚者必须出示出生和洗礼证明。因此，我们的大部分间谍不得不说，他们属于不想结婚的那种人，或者编造“尚未离婚”等谎话。诺尔马在总理办公室工作，对她未婚夫的安全审查会格外严格。

　　几年中，费利克斯从未向诺尔马吐露他的真实身份。一天，安插在联邦宪法保卫局的一名鼹鼠向我们通风报信：西德情报人员开始注意诺尔马的男友，正在审查他的背景。事不宜迟，必须立即让费利克斯撤回东德！一天，诺尔马下班后，发现费利克斯不辞而别。可怜的诺尔马对恋人的离去一定痛不欲生，然而，面对营救间谍还是挽救爱情的选择，我当然不能心软。

(责任编辑：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