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在线消息：东亚合作论坛2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亚研究中心开幕，来自中日韩三国的七十余位专家济济一堂，针对东亚地区局势和面临的问题各抒己见，气氛十分热烈。以下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孟祥青教授讲话。

　　孟祥青：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对我的邀请。我写了一篇东西，这篇文章是我在朝核试验以后发表在环球时报的文章，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就不讲这个问题了，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东亚安全的困境与出路”。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我觉得名称非常好“构建和谐东亚”，但是我们也知道现实的东亚有许多不和谐之音，而且表现在很多方面。尽管我们在冷战结束以后，经过很多年的努力应该说东亚也在向着和谐发展，但是不和谐之音不仅有很多，而且有的时候这样一个音符还非常强劲，比如朝鲜半岛时紧时缓的局势。所以我想东亚安全合作所面临的困境都是我们所公认的，所以就这个问题我想谈四点看法：

　　第一，在谈到东亚安全合作的时候我们要看到一个现实，东亚确实不存在欧洲那样的安全机制，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我认为不大可能也没有必要去搞欧洲那样一个安全机制。

　　第二，东亚的安全合作存在着三个相互抵触的基本形式，而且这三个抵触的形式互相并存，特别是还互相影响、互相竞争。

　　第三，在三种基本形式中的军事安全是现实主导，但是合作安全将成为未来的主导形式。

　　第四，在扩大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同时，我们下一步的重要任务应该探讨在传统安全领域的非核式的工作。

　　我先谈第一个问题，东亚没有欧洲那样的安全机制，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大可能也没有必要。大家知道如果把冷战以后的东亚和欧洲做一个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非常不同的明显的区别：

　　第一，欧洲已经基本上不再存在传统的安全威胁，但是东亚不同，不仅存在着传统的安全威胁，也存在着不传统的欧洲威胁。

　　第二，在欧洲冷战后存在延续下来并且可以借用的安全机制和体制，比如像北约等等这样的军事组织。尽管北约这样的组织存在着不少矛盾和问题，但是应该说它还是能够基本有效的解决欧洲的安全问题，至少大致可以协调欧洲国家的防务政策，而东亚不存在这样一类的安全机制或者安全体制。

　　我们知道在这一地区大家公认的起到重大影响的区外国家—美国，而美国虽然在这一地区取得重大的影响，但是从来没有像欧洲那样主导军事事物。美日军事同盟后来主要是遏制苏联的工具，在冷战结束以后虽然这个同盟经过了新的定义，但是跟北约显然不同，也没有担当过北约在欧洲所担当过的那样的众人。所以由此可见，由于这两个不同的特点，看到了东亚安全形势非常复杂，维持东亚稳定我认为也是一件高难度的事情。所以东亚安全形势的这种复杂性表达出了两个方面的突出特点：

　　第一个方面，使传统的安全结构在东亚不仅得以保存，而且还非常顽固的坚持和发展。

　　第二个方面，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下，东亚也在孕育着建立一种能够关照整个地区安全形势，以及能够维护地区基本稳定这样一种安全结构，换句话说冷战的遗产不仅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还比较强劲。另一方面，适应经济一体化和安全合作的呼声和实践也在发展，所以这就需要东亚地区来探讨一种与相关国家利益密切相关，具有创造性的这样一种安全努力的安全机制来进行谈到。

　　第二个问题，东亚安全合作现在存在三个互相抵触的基本形势，而且相互并存，特别还相互竞争。

　　第一，霸权。

　　第二，军事。

　　第三，合作安全。

　　在上午的一系列发言中我听到许多学者也都认为军事安全仍然是目前东亚安全合作的主导形式，也确实如此，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其他两种形式也都具有一定的生命力。东亚未来安全机制的发展，我甚为最终取决于这三种不同形式他们之间的博弈和竞争发展态势。

　　第三个问题，我们要看到军事安全作为现实的主导在可预见的将来恐怕我认为仍然是最现实的，也是最有可能进一步取得发展的一种形式。而我们谈到的合作安全，我认为只是从长远的未来来讲会逐渐的成为一种主导方式，但是在现实可能性不大。

　　我们知道这里面有两个基本判断，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一个就是冷战后我们知道在这一地区，虽然长期以来我们说大国关系在这一地区起到主导作用，冷战后虽然大国关系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有关大国之间的合作我们看到确实在加强，但是他们之间的这样一种安全合作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一种趋势，就是表现出的冷战的遗产在某些方面也在加强。比如重新定义以后的美日军事同盟也在发展，另一方面，这个地方面临得非传统威胁日益突出，而解决东亚的问题必须要走团结合作。

　　第四个问题，怎么样解决东亚未来安全合作当中的困境，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谈这个问题，但是我今天只想谈一点，在扩大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同时，我觉得探讨在传统领域的非临核式的安全合作已经提到了非常紧迫的战略日程。我们知道有两种理论主导着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一个是全球化理论，全球化理论中的重要内容，就是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加深，必将带来在政治、安全方面的加强。还有一种理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加深，必然导致最后在政治互信和安全合作方面的加强。我想这两种理论在冷战结束以后应该说是一个大家至少是普遍的共识，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但实际上我认为在东亚地区恐怕我们不能简单的套用这种理论，我们说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包括经济合作确实在加强，这方面有很多的事例可以举，在有限的时间里我就不举这个例子，但是我们看到东亚的政治互信和政治困境也在加强，并没有导致政治互信加强和安全合作这样一种猜疑的降低。比如中日之间最近几年，特别是去年所发生的政治的冷战和政治关系的严重倒退、安全关系的严重不信任，某种意义上就是这样一种信任的反映，但是大家都承认经济、贸易多年从长期的角度看发展速度之快，或者说相互依存的程度之深，并没有导致两国在政治上互信的加强，至少一段时间是这样的。

　　所以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要建立东亚地区互信机制的畅销化，不能我们把目光或者只特别专注经济领域的合作，也不能局限于经济领域合作的加强推动政治上的互信和安全上机制的建立。我想东亚地区这个形式非常复杂，至少这样一个动力不足以导致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我认为东亚地区我们确实到了该探讨在传统安全领域，虽然东亚东北亚是一个长远的未来，但是在传统的安全领域我们能不能想出一些办法来在这些方面探讨一些新的方式。比如说现在我们讲国际安全有传统和非传统之分，但实际上在传统的军事领域我认为也有一个传统合作和非传统合作之分，具体的来讲，比如在两国的军事交流的发展过程中，在军事的联合搜救演习，在军事反恐的演习，这是什么性质的？我们说这是传统军事领域的一种非传统化的合作。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在中国、日本、韩国富有共同的责任和施明德特殊背景下，能不能探讨在传统的军事领域首先探讨一种非传统化的合作，在这方面我个人认为潜力很大，也是有文章可作的。(成长)

(责任编辑：梅智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