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骊山上的兵谏亭是“西安事变”的见证
“西安事变”时射在五间厅外墙上的子弹孔
杨虎城和张学良
上世纪五十年代，张学良曾说：“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但四十年后，面对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执教的张之丙女士的访谈时，张学良却改口：“那西安事变……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任。”
七十载风雨飘摇，回眸那段跌宕岁月，震惊中外的张杨兵谏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枪声骤起
天被捅了个窟窿
骊山，桐阴轩，五间厅东侧的一落平房，是蒋介石行辕的警卫室。2006年11月12日下午，一批四川游客从房前拾步而过。桐阴轩的出名主要原因是密集的弹孔比五间厅多。在导游的热情讲解中，轩外门窗、墙壁上的十个弹孔吸引了游客的目光。被子弹穿透的玻璃上留下的曲折裂纹四散而去，就像当时处于民族危亡关头的中国土地。
“乒、乒、乒！”三声枪响在1936年12月12日冰冻的夜幕上留下三个枪眼。凌晨四点，蒋介石的侍卫被这突然响起的枪声惊扰，与东北军卫队团营长王玉瓒和孙铭九带领的五六十人，在蒋介石行辕外激烈交火。一时间，枪炮声响彻骊山。躲过横飞的子弹，王玉瓒转廊柱、跃池塘、绕道贵妃池，摸黑跃上了五间厅的平台。第三间卧室虚掩的房门让他飞步闯了进去，但里面却没了蒋介石的身影。
此时，十五公里外的西安新城大楼里，电话突然响起。临潼方面汇报“蒋介石不见踪影”，杨虎城眉头紧锁，当即下令搜寻骊山。就在杨虎城放下电话的那一刻，蒋介石已消失在华清池后门的土墙头上。
几个小时过去了，直到天亮，参与行动的士兵们依然没有找到目标。已爬到半山腰的卫队营副连长张化东却发现了躲藏于此的蒋的侍从蒋孝镇。从蒋孝镇慌张的眼神里，张化东觉察出虎畔石附近的异样。“里面有人吗？快出来！再不出来就开枪了！”紧接着“哗啦哗啦”一串清脆的枪栓声，逼出了藏身于两块巨石缝隙里、只穿着睡衣的蒋介石。
蒋介石成功被扣！在场的东北军官兵都兴奋异常，号兵在他上车时居然吹起了一阵接官号。与蒋介石命运相同的是，西安城里五十多位国民党军政要员和七千余名士兵被十七路军扣押。
消息传到西安，张学良高兴地对众人说，“我和杨主任胆大包天，把天捅了个窟窿。”
试探张学良
杨虎城提出“天大”的主意
今天，暮色里的五间厅和桐阴轩异常寂静。一位导游说，一年大部分时间里，华清池的后门都挂着一把锁，蒋介石翻越的土墙也被一溜儿砌起的红砖、水泥替代。
“现在抗日还用不着你的部队，你回去好好地训练部队，就好了。”1933年3月，蒋介石对来石家庄请缨抗日的杨虎城不紧不慢地说。此时，日本侵略军已攻占热河，进逼长城关隘。蒋介石的冷淡给杨虎城的抗日热情浇了“一盆冷水”。面对众多记者的追问，杨虎城透露，蒋介石仅派出一路军队参加抗战，没有对他提出的整体抗战要求做出答复。蒋介石的这种态度，也影响了一些公共人物，负责《大公报》的张季鸾就把东北问题看成是“譬如长期病人，早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甚至早已死亡，只是‘九一八’事变才发丧”。张季鸾的谈话让杨虎城对南京政府的抗战政策倍感失望。此前，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在1932年夏天日军再次侵占热河之际，就未批准杨虎城率军抗战的请求。
尽管蒋介石严厉训斥杨虎城，告诫他及时清除身边“不三不四”的人，但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却收留了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在进步思想影响下，杨虎城在陕西营造了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治环境，进步分子、开明乡绅可以毫无顾忌地谈论反蒋抗日问题。而这种宽松的政治环境在当时让世人感到欣慰和不可思议。
1936年初，十七路军旅长赵寿山前往上海治病。其间，日军侵华形势严峻，各地军队抗战情绪不稳定，华北已处于沦陷边缘。10月，返回西安的当天，赵寿山便急欲找杨虎城密谈，建议他联共抗日反蒋，救国于亡败之边。杨虎城对此并不反对，但表示要慎重考虑。
此时，蒋介石“剿共”步伐骤然加紧，赵寿山再次找到杨虎城，开门见山地说：“看蒋介石最近调兵遣将的举动，是要对红军大举进攻，并且要把我们也拉入内战漩涡，以便消灭我们。因此，是否可以考虑，蒋如果来西安，必要时我们把他扣起来，逼他联共抗日。”
“天大的事，我们敢干？”杨虎城瞪大眼睛，一脸愕然。
“只要你把当年打李桢的精神拿出来，就敢干!”赵寿山已决定血染沙场。
事后，杨虎城的秘书米暂沉曾回忆，杨虎城虽然没有反对，但对赵寿山起了责备，“你在外面转了一圈，回来脑子发热了，这样的大事岂能随便乱说？”在赵寿山第三次提及此事，要杨当即决断时，又被斥责为“不正常”。私下里，杨虎城对身边人说，“寿山变了”。
就在国民党叫嚣“剿共”之时，失去家园的东北军被调往西北前线。直罗镇一役，红军消灭掉东北军近三个师的兵力。1936年12月初，到洛阳劝谏蒋介石的张学良与其发生尖锐冲突，回到西安后心情沉重，谈起此事时，更是激愤难当。见张学良抗战决心已定，杨虎城便试探道：“少帅可曾听过‘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故事？”张学良听罢，抬头看着杨虎城，不置可否。杨虎城继续说道：“我等何不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事呢？”一句话说得张学良表情愕然。西安事变纪念馆藏张学良著《西安事变反省录》描述道：
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彼露有惧色，良即抚慰曰：“余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彼遂讥良：“乃情感作用，以私忘公。”良答以“容余思考商讨，请其安心，余绝不同任何人道及彼之意见也”。
在张学良面前提出扣蒋想法，杨虎城事先已有所准备。1936年春，为了探听张学良对蒋的态度，杨虎城谈起“九一八”事变的责任问题。张学良不禁潸然泪下，说：“不抵抗的责任，在于中央，结果却嫁祸于我。”
对于杨虎城率先提出扣蒋，在华清池当了4年导游的李华每次会对游客重点介绍，尤其是台湾游客。“他们（台湾游客）就说‘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和一个姓杨的发动的。”但至于“姓杨的”是谁，台湾游客绝大多数都不知道，这让李华觉得十分别扭。
加紧准备
扣蒋行动一推再推
自从在华清池当上导游，李华会刻意看介绍“西安事变”的书。她说，很多人都知道“西安事变”也叫“双十二事变”，可12月12日之前，杨虎城就打算有所行动了，这些，知道的人却不多。
事实的确如此。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亲自坐镇指挥“剿共”。虽然张、杨曾于10日最后一次劝蒋抗日，但12月6日，杨虎城就欲借蒋介石前往西安南郊视察之际采取行动。当天，杨虎城找到张学良紧急研究，决定由沿途警戒的东北军扣押蒋介石。行动要求不得开枪，不能断绝交通。蒋被扣押后，迅速押往新城。西安方面则交十七路军负责。
一切部署停当，杨虎城焦急等待着，可直到下午3点仍没有任何消息。事后，张学良解释，何应钦当天要来西安面见蒋介石，他想将此二人一起扣押，遂临时改变了计划。结果，第一次扣蒋行动失败。
两天后，张、杨再决定捉蒋兵谏，可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等要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活动，要求十七路军支援以防遭国民党特务组织破坏，张、杨没有轻举妄动。捉蒋计划再次流产。
两次行动的失败让杨虎城愈加谨慎，在扣蒋时间、人选和部队等具体措施上，张、杨几度交换意见，最终确定11日晚开始行动，由东北军负责扣蒋，十七路军负责西安市内和火车站、西郊机场等方面任务。
“山雨欲来风满楼。”12月初，杨虎城即密令负责城防的陕西警备旅开始以夜晚演习为名，派部队加强城区巡逻。连续几个晚上的行动，巡逻部队基本摸清了蒋系军、警、宪、特等驻西安的兵力部署情况，做好了最后的军事准备。11日，张、杨的有关部队进入指定位置待命。
但据米暂沉回忆，9日晚的一场虚惊险些又一次提前行动。当晚，张学良、杨虎城陪同南京军政要员在西安易俗社看秦腔。突然，杨虎城接到其机要秘书王菊人的电话，说有要事禀告。当晚，十七路军营长宋文梅在东门城楼上，看见全副武装的东北军卫队在第二营营长孙铭九带领下，准备赶往临潼，宋以为孙铭九定是去捉蒋。恰巧当晚，张学良赶到戏园较晚，杨虎城便相信张当晚有所行动，立即下令配合东北军。为了不让他人怀疑，杨虎城部署完毕后返回戏园继续看戏。
晚上10点多钟，孙铭九方面没有任何回音，杨虎城又回到新城，等待临潼方面的消息。怕遭人疑，他让几位士绅加点几出戏后，再次返回戏园。11点多钟，宋文梅又来到东城楼，听说孙铭九已经休息，大吃一惊。
“你去临潼做什么？”宋问道。
“张副司令怕学生晚上又去临潼请愿，遭蒋毒手，叫我去巡路。”孙铭九说。
宋文梅一听二话不说，返身匆匆赶回新城。深夜1点，杨虎城回来后，听过汇报大为震怒，斥责部下把大事当儿戏。
9日晚的事情虽是一场虚惊，但明确表达了一个声音———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专家观点
谁是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角？
面对70年前在西安发生的这一场惊天动地的历史事变，也许好奇的人们总是怀有孩子般的追问：谁是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角？但是作为后来者，我们无法还原当时的所有情景，更不要说其中隐秘的细节了。在推测和想象之后，我们能做到的只是读史。披阅目前所有能看到的“西安事变”发生前前后后的相关史料和回忆文字，我相信没有人能肯定地说，主角就是杨虎城，或者张学良。
我以为，用形象的比喻来说，张学良和杨虎城是一只手的手心和手背，握起来才能成为一只有力的拳头，才能成为1936年12月12日那一个让全中国震惊的惊叹号！缺一不可。我们所能得出的结论就是，张学良和杨虎城这两个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在中华民族的危难时刻，从民族大义出发，不计个人得失，出人意料地（也在情理之中）做出了他们在当时最应该做出的选择。因此，他们将彪炳史册，永远受到全中国所有爱国家爱人民爱和平的勇敢善良的人们发自内心的敬仰和尊重。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 杨绍武 本报记者 王瑞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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