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鲁豫

　　有一天，院长在他的办公室里问我：“公司准备开一档清晨的新闻节目，你来做，好不好？”

　　那是1998年年初，我正在活蹦乱跳地主持《音乐无限》。

　　院长的话让我愣了一下。我本能地想拒绝：“开玩笑！大清早那么不好的时间给我，我才不做呢。”

　　可我还是动心了。沉默过后，我说：“让我考虑几天。”

　　那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考虑转型的事情。做娱乐节目实在和我的性格、兴趣相差太远。要我每天介绍刘德华、黎明的歌有多好听，对我是一种折磨。

　　“不如，去做新闻吧。”我对自己说。

　　“可是，新闻节目有什么好做的呢？不就是别人写的稿子，你照着念就完了吗？这有什么意思？”我常常想象当我遇到难以选择的事情，我的脑海里会有两个小人打架。如今，这样的情形真的出现了。

　　我苦着脸去找文涛：“你得帮我出出主意。”

　　正是傍晚时分，我和文涛坐在黄埔花园的大排档里，四周一片嘈杂。

　　“你说，我能不用稿子，把新闻说出来吗？”我鼓起勇气，把自己近乎疯狂的想法告诉了文涛。

　　“当然可以啊！”文涛专心致志地看着菜单，回答得有些心不在焉。

　　“可是，万一我说不下去了，没词了，怎么办？”

　　“慢慢说呗！就像你现在和我聊天一样，也没有稿子，不是说得挺好的吗？再说，咱们哪一次直播是有稿子的呢？”文涛一边说一边招手叫过服务员，抓紧时间点了菜。

　　“那不一样啊！直播的时候通常是咱们两个人，都处于平常自然的说话状态，说错了也很容易纠正，不会觉得尴尬。做新闻可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你跟观众聊不就得了。”文涛点了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眼睛滴溜溜地四下乱转。

　　“那，观众不烦啊？万一我说得啰嗦了怎么办？”

　　“语言精练点，你绝对没问题。”饭菜上来了，文涛不再理我，低头忙着喝汤。

　　我夹着一筷子芥蓝愣在那，心里突然有一种起跑前的兴奋和恐惧。

　　第二天，我对院长说：“好，我做。”语气很是悲壮。

　　3月31日晚上，老板在尖沙咀一家韩国料理店请内地来的同事吃饭，庆祝凤凰中文台成立两周年。大家忙着烤肉、倒酒、吹牛，热热闹闹地像是在过节。

　　可我一点胃口也没有，身体在不停地发抖。第二天一大早，《凤凰早班车》就要和观众见面了，也许，我的主持人生涯也将就此终结。

　　饭桌上没人注意到我的异样。

　　我不停地看表，如坐针毡。9点钟，我终于忍不住了：“各位，我先走一步了，明天早晨4点就得起床！”

　　同事们于是七嘴八舌地和我告别：“祝你明天好运！”“别紧张！”“开玩笑，她怎么会紧张呢！”……

　　走出餐厅，我站在人来人往的马路边上发呆。晚上9点的香港，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可我，从此就要和这缤纷喧哗的夜晚告别了。

　　回到家，我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一直到凌晨1点钟才迷迷糊糊地合上眼。

　　被闹钟吵醒的那一刻，我真的连上吊的心都有。凌晨4点的香港一片寂静。

　　我机械地起床、穿衣、洗漱，始终低垂着双眼，不敢看镜子。刚刚睡醒的脸总是惨不忍睹，更何况没睡醒呢？

　　刷牙时，我还是偷偷地瞟了一眼镜子，我的样子果然可怕。

　　4：30,我走出家门，外面仍是一片漆黑。公司离我住的地方很近，慢悠悠地晃过去也不过5分钟。凌晨时分的街道在路灯的映射下显得格外静谧。真没想到，香港还有这么沉静的时刻。平常熙来攘往的人行道上此刻只能听到我的皮鞋踩出的咔咔声，一股淡淡的海腥味从不远处的维多利亚港湾飘过来，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微凉潮湿的空气，心境渐渐地平静下来。（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