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真能够达到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文明程度，绝对是一件好事情

　　“什么是中国文化的标识？当我们说传统文化的时候，这是个非常莫衷一是的、模糊的、相当泛化的概念。”梁晓声严肃而坦率，“作为个人，生活在当今中国，他想穿什么样的衣服、吃什么东西、怎样过年、唱什么歌曲，这个没有必要讨论。如果这不影响他文明起来，这完全是个人的自由。”

　　北京电影学院旁，一条小街上的旧宿舍楼里，梁晓声接受了记者的访问，“比如说我们一直用筷子，有一天我们都不用筷子了，(开始)用刀叉了，用就用了吧，那又怎么样呢？我们一直在吃中餐，后来都变成西餐了，如果认为西餐也可以，生活水平也都能达到，那西餐就西餐吧！穿西服就穿西服吧。”

　　被称作是平民作家的梁晓声不愿意侈谈精神。他深黯普通百姓的艰辛，如今，梁晓声还告诫他的学生，先好好工作，解决了生存再去搞文学创作。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化的担忧，梁晓声连声反问：“真的有这么一天吗？我们能够住上西方那样的大房子？能够有西方那样的工资？能够有西方那样的年假？”梁晓声认为，如果我们真能够达到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文明程度，绝对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只有到那种文明程度的情况下，这个民族才会回过来有意识地、有效地和由衷地来尊重、珍惜自己的传统。”

　　梁晓声一脸担忧地朝向记者，“在今天，你无论如何不可能希望我们十三亿国民都成为传统文化的发自内心的眷恋者，中国有些地方的物质生存还没有解决，生活水平还处于很低的程度，对这些人你就别跟人家谈这个话题。”

　　传统的败退

　　虽然对西方文明持开放态度，梁晓声仍然痛心地承认，我们之所以对西方的时尚文明快速地接受，还是缘于一种文化自卑心理，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西方强势的文化冲击下，“几乎是大面积的、节节败退的在消亡、变异或者陷入要保护它也很困难的境遇。”

　　梁晓声曾经在机场看到过这样的情形，参加同一个中外联合夏令营的孩子们，欧洲国家的中学生各持一本书，其中一个男孩还在读中文的《成语典故故事》，显得非常沉静；而中国的中学生各拿手机，皆在不停地发短信息，手指快速按动，神情紧张。“这样的一代孩子，你们高兴吗？”梁晓声不无忧心，他认为一个国家、民族在普遍状态下的压力越小，对艺术文化的品质要求越高。而如今，各年龄段、各阶层的人压力都相当大，“从小学生到我这个年龄，大家都备感倦怠。”结果人们对于文化的要求就变成了减压，需要快速、有效，“在这样一个状态下，我们来维护传统，肯定是很难的。”

　　梁晓声将这种困境归结于“我们这个民族没有一个明确的保护自己文化传统的意识。”梁晓声介绍，从五四开始，我们就借助了西方的力量在思想文化上吐故纳新，如鲁迅所说“借的是一剂猛药”。而建国以后，当时所有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又一度都具备了两大特点：“第一是肯定拒绝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进行交流碰撞，第二是对本国家本民族以前的文化进行决然的否定。”梁晓声表示，“这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现象。这类国家的文化都变成了前无自己的根，左右也无取长补短的意识。革命之后，传统文化很难维持。”

　　而在否决传统文化方面，梁晓声认为中国又做得更加彻底，比如当时的苏联还一直保持着古典交响乐和古典芭蕾，而中国只剩下了八个样板戏，梁晓声将其称为“红色经典”，虽然也是传统，但是那是革命传统，“具有教化性、创作方法的局限性、文化品种的单一性”，而开放后涌进来的西式文化则是轻松的、娱乐的，具备很大的创作空间，梁晓声对这场较量的结果并不意外，“这两种文化相对比，几乎可以肯定年轻人会倾向于后者，何况时尚本身肯定比传统更有吸引力。”

　　不要把人文说得那么高级

　　梁晓声曾经在课堂上与学生们做过一次对话。他让学生坦率地说出自己对于物质的最高理想。有同学说希望住别墅，越大越好，最好还有游泳池。梁晓声说，老师是一个过来人，快接近人生边缘的年龄了，假如我预测我们班的大部分同学都不能在三十几岁之前住上大别墅，大家会难过吗？会沮丧吗？会有失败感吗？那我就要告诉大家，有一种文化告诉我们，原来我们不需要为这个沮丧。

　　“全世界都有这样的文化。你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这个观点，可以啊，你用罗素的观点或者培根的观点说，也可以啊。”梁晓声认为，不可以用一种接近于凭吊的、哀惋的眼光看过去的一切旧事物，进行文化自我崇拜，文化应该作用的是人类情怀和人性，比如善良和博爱，在这个认识上，东西方是共通的，“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哪一种方式更能影响人就用哪一种方式。”

　　而如今令梁晓声备感担忧的，恰恰不是中式传统的消亡，而是现代文化的变异和现实社会的压力：“正直、同情、无私、社会公益心、助人为乐，经常处于被践踏、被嘲笑、被解构的时代。”梁晓声在北京单向街书店的讲座上表示，这样的一种文化才相对地要命，也许有一天我们就会受到文化的惩罚。

　　梁晓声刚刚出版了反腐小说《欲说》，取自“欲说还休”的意思，为避免影射之嫌，每行字都要斟酌，为此承担了沉重心理压力的梁晓声表示，“这是我最后一次表达对现实社会的介入”。如今梁晓声正像“小孩子盼过年一样，第一次约会盼爱人一样”盼望着退休，能够回到农村里去静读书，“我必须得承认我是不合时宜的，这个社会太热闹了。”

　　不过，现实中的梁晓声并没有能够隐退下来，仍然在持续地通过各种管道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他在自己教的班上，花费了三个星期给学生讲什么是人文精神。梁晓声认为，“人文在高层面关乎到国家的公平、正义，在最朴素的层面，不要把人文说得那么高级，其实人文就在我们的寻常生活中，就在我们人和人的关系中，就在我们人性的质地中，就在我们心灵的细胞中。”

　　他依然在为社会底层的人们疾书，一方面质询：“穷人的孩子们都成了罪犯，对于世界那是更可怕的事情。而若穷人的孩子们永远像父辈一样在穷困之中挣扎无望，则这世界是该趁早毁掉的。”一方面追寻、捕捉着人性之光，他在最新出版的随笔集《未死的沙威》中，引用了这样的范例：托尔斯泰听高尔基讲述了自己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经历后，同情又感动，泪流满面地说：“那样的生活足以将您变成贼、骗子或杀人犯，而您却成为了作家，您使我无法不对您深怀敬意。”高尔基回答：“那是因为天使一直陪随着我成长。”梁晓声觉得，“高尔基说那一句话时，内心里一定怀念起了他的母亲，和一些善良的人吧？”他但愿，“此书能使我们中国的数量大得惊人的穷孩子们，从自己的母亲的身上，发现天使的影子……”

　　梁晓声说：“没有人道主义原则的人文主义，其实什么主义也不配是。”

　　(梁晓声，著名作家，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