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V版权费在广州遭到了迎头一击！广州文化娱乐业协会公开发表声明：该协会会员不接受国家版权局公布的卡拉OK版权使用费收取标准，不向中国音像协会支付卡拉OK版权使用费。在北京都能板上钉钉的事，凭啥到了广州就不灵了？这条消息让人心生疑虑，带有官方色彩的卡拉OK版权费收费方式和标准是不是还有待商榷之处，否则怎会遭到“执行难”的问题？

　　代表了广大会员利益的广州文化娱乐业协会，作为一个民间行业组织，敢于如此坚定勇敢地说“不”，且不论其利益诉求如何，单是这份维权意识就值得尊敬。KTV版权费征收在北京推行时，也遭遇到了大部分KTV经营者的抗议，认为收费方式不科学，收费标准不合理，但抵抗了半天，还是缴械投降——这种执行方式是带有怨气的：你逼我缴费，我就涨价，羊毛出在羊身上。结果没过多久，京城的KTV包房价便纷纷见涨。

　　KTV版权费和汽车养路费有很多相似之处：养路费是只要买车就得一分不少地交，即使你买车只为了放自家楼下冒充有车族。KTV是每天每间包房12元，哪怕这间包房一天见不到一个人影；养路费每年聚合在一起是一笔巨大的数额，但用在养人身上比用在养路身上的要多。KTV版权费也是，围绕版权费征收所产生的人员和办公费用由谁来付？最后返还到著作权人手中的收益还能剩几成？

　　广州文化娱乐业协会的声明获得了消费者的支持，因为它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也间接地维护了消费者的利益。而作为KTV版权费征收一方的中国音像协会，在代为著作权人维护利益的同时，也间接地为自身创造了利益。于是，关于如何缴纳KTV版权费的争论成了一场不折不扣的利益之争。在这场博弈之中，各方都发表了鲜明的意见，版权费的最终指向即最终受益人——著作权人却处于失语状态。作为主角却只能以旁观者的角度来关注事态进展，著作权人的心态是苦涩和无奈的，在著作权益饱受蹂躏的情况下，任何能帮助自己的单位或组织的维权行为，无疑都是一缕曙光，“有”毕竟胜于“无”，但获得这份收益的前提是，必须要为此付出“佣金”，所以最后，能落袋为安的究竟有几枚金币还有待观望。

　　这样看来，征收KTV版权费和坊间的讨债公司有什么区别？为了讨还债款，一些单位和个人在法律无力帮助自己的时候，不得不求助于处在合法与不合法边缘的讨债公司，一旦追债成功，就要付出最多高达30％甚至50％的“服务费用”。而讨债公司为了这份高额佣金，有时会不择手段的。我们不能说KTV版权费征收等同于讨债公司，维护著作权人利益，无论哪个组织或群体来做，都是有益的，而且，为使用KTV版权交付一定的费用，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多成了一种共识。现在只能说，“每天每间包房12元”的规定是过于简单草率了，比之更加科学有效的方式——比如按歌曲点播频率计费、按歌曲新旧程度计费、按艺人知名度计费——更容易为经营者和消费者接受。同理，不同影响力的著作权人也更能公平地获得市场的回报。

　　目前，KTV在大中小城市都还有着广阔的消费市场，KTV经营者考虑的是商业利益，不能指望他们学雷锋把版权使用费用承担起来。行政如何介入，是不是应该更慎重一些，强化消费者对缴纳KTV版权费的认识才是相关部门最应该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