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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11·27”烈士遇难57周年纪念日。如今，那场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留给我们的，是沉默的展览资料和冰冷的词条注释。
昨日，当年参与调查大屠杀殉难烈士物证的文博专家、原“中美合作所美蒋罪行陈列馆（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前身）”革命文物资料搜集人胡人朝老先生，看到本报“重庆珍档—追踪老照片”系列报道后，竟夜不能寐。在敌伪屠杀烈士罪证调查内幕沉寂42年后，老人终于不再沉默，展示了珍藏家中多年的资料，向本报独家讲述惊天血案背后的调查亲历。
烈士血衣
深埋在花园瓦缸中
烈士遗物调查之初，胡人朝曾陷入困境。胡人朝自述
1964年初，曾在西南博物院工作的一位同志说，1950年1月15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和重庆各界群众为杨虎城将军暨遇难烈士举行了追悼会，并展出了烈士血衣及罪行资料、照片（11·27大屠杀）。当年6月，这些展品被运往北京团城展览，后交给中国革命博物馆保存。烈士血衣从此下落不明。
根据这一线索，我与余正群两人赶赴北京，找到了位于故宫西华门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博物馆同志提供的情况让我们很失望：这批烈士血衣展览后没处理，无法保存。直到1954年4月12日，才用瓦缸埋于中国革命博物馆花园里。当时参加掩埋的人已经调离，现在无法准确指出埋放地点。
深埋地下10年，这批血衣还在吗？
经过有关方面协调，我们决定当年9月16日开始挖掘这批血衣。
如此大的花园，哪里是埋藏烈士血衣的地点呢？我是学博物馆学的，尽管当时年轻，却知道找寻地下目标，最有效的方法是打考古探沟。记得当时在花园打了好几个深沟，终于发现在花园一角，埋藏血衣的瓦缸现身了。
当我们看到瓦缸上盖的木板已经腐朽时，心凉了一半！
瓦缸里渗满了水，血衣已经部分腐烂，气味难闻。
血衣虽已挖掘出来，但直接拿出来展览可不行，也不好保管。这些血衣纤维已遭水长期浸泡，没有拉力，用普通水冲洗，弄不好就是一堆“泥浆”。于是，我们想到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有人建议请著名古文物修复专家白万玉先生负责清洗血衣整理工作。白先生是发掘定陵的主要参与者，有一套处理保护纺织品的办法和经验。经过几天的清洗、晾干，最后用化学保护剂在血衣上处理后，血衣被运回重庆，方能够保存到今天。
江竹筠遗信
用竹签子毛笔写成
大家今天看到的江竹筠（小说《红岩》江姐的原型）给亲戚谭竹安的信，被称为烈士的最后遗信。这封遗信是江竹筠在渣滓洞被囚时，用竹签子毛笔写成的。
但这封遗书的征集，颇偶然。胡人朝自述
1962年11月20日，重庆市博物馆举办烈属座谈会。谭竹安作为烈士亲属，也在被邀之列。
会上提出有关搜集整理烈士遗物的意见。这时，谭竹安站了起来，说：他手上就有一封江竹筠牺牲前给他写的亲笔信。
大家听到这样的消息，说不出的高兴。这封信，被大家很小心地捧在手上传阅。
从遗书上看，烈士对革命胜利抱定信心，但也对敌人可能下毒手有了心理准备，是难得的一份精神遗产。
“密杀令”
在敌伪档案中现身
参观过歌乐山烈士纪念展览的人，都对蒋军杀害革命志士的“密杀令”印象深刻。但很多人不知道，这件国民党高度机密（“密杀令”上有“极机密急件”等字样）的发现，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在胡人朝拿出的一叠泛黄的稿纸上，有4张根据稿纸翻拍的照片，至今可以辨认文内字迹。他是怎样找到这份极其重要的证据原件呢？胡人朝自述
一天下午，市公安局有人通知我说，有一份重要的资料可能与我们征集敌伪反动活动有关。管档案的女同志接待我们时称，在整理一堆缴获的敌伪档案中发现了这份手稿。
这是份普通公文纸，每页10行，共4页（原件无标点）：
奉令，密裁匪谋三十名一案，遵照指示，会同二处二课长雷天元同志、警卫组……执行布置与准备：一，拟设挖坑组由警卫组派六名，本区派警卫二名，以出公差名义携带行李，事前不告之其任务……六，执行步骤拟以新设立第三看守所名义……讯明正身，制作笔录，并签名（此一字无法辨认）提至刑场枪毙……
文后有相关人员领赏的批示。
从手稿中可以看出，大屠杀计划是伪保密局与伪西南长官公署两个反动机构所共同谋划的，签署人为雷天元（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二课行动课长）、龙学渊（保密局二科行动科长）。
这份“密杀令”是1949年（民国38年）11月7日签署的。一周后，江竹筠、李青林等30多位革命志士殉难于电台岗垭，而不是后来误传的松林坡等地。
彭咏梧遗骸
分寻身首合二为一
烈士彭咏梧最初葬在哪里，一直是人们议论的话题。直到今天，这件事在民间还有不同版本。
当年，胡人朝为了查清烈士骸骨，也是费尽周折。胡人朝自述
1962年冬，我们接到有关单位提供的线索，去巫溪县找寻烈士遗骸。
根据当地人指引，我们来到该县金盆乡，在一座沙梁上，找到当年掩埋烈士的农民胡福太。
胡回忆，当年敌军撤走后，就地挖了一个大坑，铺上包谷杆，掩埋了岩上的两具尸体。我们断定，彭咏梧烈士的遗骸就在这里。
我们开始挖掘。挖到一尺多深时，果然发现了包谷杆。清理附近泥土，两具尸骨出现在我们面前。
“怎么没有头骨啊？”原来，个中另有一番波折。
据乡民回忆，1953年，时任该县竹园区区委书记的陈祝南和原区长沈凯（两人都是彭生前战友）也在寻找烈士遗骸。彭咏梧遇难后几年里，两人不知道走了多少路，访问了多少人，但往往无功而返。
一天两人在乡村休息时，偶然提到战友的事，竟有位村民提供了重要线索。
据村民回忆，烈士被杀害后，三个头颅在中拱桥上挂了一段时间，后掉到桥下。几位群众偷偷凑了点钱，请当地一位黎姓老人悄悄掩埋了。
两位老战友得到这个消息，悲喜交加，随即马不停蹄找到那位好心老人。老人陪他们来到当地一个叫“红沙梁”的山坡上，取出了头骨，埋葬在附近宝塔山上。
我们小心地从包谷杆包裹中取出骸骨，按当时埋葬的顺序放好。又到宝塔山上取出三个头骨。三个头骨中，有一个明显大一点。
我们又犯难了——两具骸骨、三个头骨，到底哪个才是彭咏梧烈士的骸骨呢？
根据当地人的回忆，加上掌握的烈士资料，我们认为彭咏梧与刘景太烈士相比，彭高些。因此，确认骨骼长些的是彭咏梧的骸骨。又据目击者回忆，三个头颅中，有一个留长发、镶金牙的头要大些，符合彭咏梧生前体貌特征。这样，烈士的头和身子就重新合在了一起。
我们将整理好的骸骨运到奉节县城，安葬在城北烈士墓。一年后，根据群众要求，在奉节县广场旁修建了彭咏梧烈士陵园。通过这次烈士骸骨的找寻，纠正了过去大家一直认为彭咏梧遗骸在奉节的说法。
胡人朝：永远保存珍贵照片
75岁的胡人朝，退休前在重庆市博物馆工作。1954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首批“博物馆学”专业班，后被分配到西南博物院（现重庆博物馆前身）。1962年“中美合作所美蒋罪行陈列馆”筹备时，他被派往搜集整理革命文物，主要征集“11·27”大屠杀敌伪罪证和烈士遗物。
1962年至1964年，胡人朝等先后到北京、西安等地征集杨虎城将军的遗物、来信，以及宋绮云烈士地下活动时用过的实物。有些不能得到原件，他们就加以复制。
胡人朝等征集到这些珍贵的烈士遗信后，立即着手登记造册。当时他们没有复印设备，有些珍贵文件史料都用“仿影”——请书法高手在专用灯箱上一笔一画描摹，尽量接近原件字迹。一般情况下展览用复制品，原件则妥善保存。
“后来博物馆将这批资料移交展览前，都专门请人照相分别冲印若干张。”作为征集烈士遗物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他一直保存着这些很有价值的照片。
记者 袁尚武/文 陆纲/图 郭娟/制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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