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陈钢 蔡玉高 刘江

　　“还有一年就要毕业，发表3篇论文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一篇呢！”林仁漳心急如焚。

　　在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他，须按校方规定发表一篇SCI论文和两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才能获得博士论文答辩资格。

　　“有的师兄就是因为没发够论文，只好推迟答辩、毕业。”林仁漳对《瞭望》新闻周刊说。

　　为此他在今年暑假铁了心肠不回家，整日泡在宿舍里起早贪黑写论文。

　　接下来的事情更令他焦虑，“写好了还得找杂志发表，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现今公认的“核心期刊”，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所收录的1000余种学术期刊，其容量可供一年发表论文15万篇。

　　而目前全国有30多万名研究生，按照很多学校要求的硕士生毕业需发表论文1篇、博士生毕业需发表论文2篇计算，即使核心学术期刊完全提供给他们都不够用。

　　为发表文章而交纳“版面费”成了公开的秘密。据知情者介绍，按照目前的行情，以一篇4000字左右的论文为例，普通学报所收的“版面费”一般为320元至700元，普通中文核心期刊升到800元至1200元，入选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核心期刊则升到1200元至5000元。

　　清华大学教授万锦堃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一位研究生为了完成在核心刊物发表论文的任务，竟是靠卖血交纳了“版面费”。

　　教授们的“紧箍咒”

　　同样的情形教授们也未能幸免。

　　《瞭望》新闻周刊最近在江苏、陕西、上海等地采访时了解到，发表论文、科研课题、科研经费、获得奖励等方面的数量，普遍成为学校下达给教师的硬性指标，并与待遇挂钩。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对教授的考核要求，除了每年要完成本科生教学40小时，还要主持一项省部级课题，当年到位经费社科类5万元、自然科学类10万元，完成一篇核心期刊或一级学报论文，这样才能拿到8000元的重点津贴，副教授完成相应的要求才能拿到4000元重点津贴。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规定，教授每年除了完成200分的教学分，还要完成100分的科研分，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一篇论文可得20分，编一本书可得80分，写一本书可得160分。完成分数可以拿到2.65万元的岗位津贴，差一分则要扣50元钱。

　　“最近我们院领导征求教师意见，原计划鼓励一些擅长教学的老师只教学，不做或者少做科研、少写论文，结果没有一个人报名。”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季宗绍对《瞭望》新闻周刊说。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陆善镇说，陈景润在十年内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而且其最重要的论文也是发表在国内学术刊物《中国科学》的英文版上。按照目前的评价标准，陈景润不仅难以当上教授，是否能工作都成问题。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南京大学率先将SCI论文数量引入考核体系，这之后，各高校普遍提高了对发表论文数量的重视。在目前大学实力的比较中，科研经费、成果、论文、获奖的数量是重要砝码。

　　虽然教师的本职工作是教学，但相对于教学来说，更容易量化的课题、论文成为评职称、发奖金的依据，成了高校社会评价和高校对教师评价的“指挥棒”。

　　“科研、获奖、写论文包含大量创造性的劳动，对于每个人来说，不可能是匀速前进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王征兵说，“将这些指标作为日常化的考核依据，虽然有了客观的标准，却让很多人忙于‘挣分’、疲于应付，未必符合科研规律。”

　　“从1993年至2003年，我国学者发表的SCI论文急剧上升，但世界各学科SCI论文被引用次数的前20名没有中国学者，”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王思潮说，“在国际竞争中，我国科研人数和成果数量近年来增长很快，但科研成果的质量却不容乐观，科技创新能力仍处于中等水平，这与目前科研领域的浮躁之风有很大关系。”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科研处处长杨改河认为：“因为急于出成果，有的研究浅尝辄止，有的论文一篇拆成几篇发，数量是多了，‘含金量’却大打折扣，有的成果根本算不上成果，这也是科技成果转化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高校评估何其多

　　高校的办学者们也同样面对可观的考核。

　　本科教学评估、“211工程”评估、“985工程”评估、文明校园验收、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重点学科评估、精品课程评估《瞭望》新闻周刊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校采访时了解到，一系列的项目申报、验收评估已成为经常性工作。

　　据一些教师介绍，对于学校来说，名目繁多的考核、评估、验收，如同一次又一次的“考试”，有时一年要考好几回。这些“考试”大多与学校声誉，特别是与投资项目挂钩，每一个都马虎不得。

　　为了确保本省大学本科教学评估顺利过关，陕西省教育厅要组织人员对每个大学进行“省级预评估”。

　　去年暑假，为了迎接本科教学评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多数教职工都没有休假。今年以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陆续接受了本科教学评估、“211工程”验收，下半年还有江苏省党建工作考评。

　　政府部门对高校的投资，除了相对固定的行政事业费和基础建设费以外，许多投资是围绕一些“工程”、“重点”、“项目”进行的。

　　“我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向上级有关部门争取科研经费，为此今年上半年已到北京跑了9次。去年学校下达的科研经费到位任务是1.2亿元，最后只完成了1.045亿元。”陕西一所高校的科研处长叹道。

　　有个高校在“人文素质教育基地”评估中，为了显示自身群众性文艺活动活跃，甚至请专业演出团队与本校团队专门合作搞了一次精彩演出。

　　过于频繁的评估、验收工作本身“代价不菲”。北京一所大学的退休教授近年来的主要任务就是参加各种评审，他计算了一所学校迎接一次主管部门评估的费用：十名左右专家的来回差旅费、三四天的吃住费、评估期间的参观考察费和劳务费等，一次加起来至少要花数万元。

　　与此同时，“铺摊子”、“人海战术”成为高校扩张的一大景观。工科院校办文科专业，文科院校办理科专业近年来渐成风气，越来越多的大学希望办成“大而全”的综合大学，希望通过多办学科、弥补弱项，从而获得国家更多的支持。

　　“就像中学生参加高考走‘独木桥’一样，在目前的评价体系中，我国许多高校的发展途径也是一个模式，”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全国人大代表周来水认为，“那就是专科办成本科，本科办成综合性大学、研究型大学，再争取成为重点工程学校，争取硕士点、博士点、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和更多的教授、院士。”

　　“2003年全国开设新闻专业的院校有396个，到了去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676个，江苏省许多理科院校也都开设了新闻专业，”季宗绍向《瞭望》新闻周刊指出，“高校向‘综合化’发展的雷同模式可见一斑。”

　　在政府部门的科研投资增加之时，“学术造假事件”屡屡出现。

　　万锦堃认为，行政化的审批项目、评奖等做法，套用了物质生产中产品质量定级的标准，没有反映精神活动的特点，容易造成急功近利和弄虚作假。

　　“学术腐败现象警示我们：依赖行政力量干预学术也许会在短期做出一定成绩，但从长远看，不仅成效堪忧而且无法持续。”曾在国内科技专业媒体供职多年的南洋理工大学管理学硕士焦彦龙认为，政府部门应摈弃不利于人才发挥的评价标准，将注意力转移到建立公平竞争环境上来。

　　具体包括：鼓励国内外风险投资资本进入中国高新科技领域，解决具有潜力的高新科技企业的融资难题；加大对科技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相关法律，鼓励科研人员和学术机构开发真正具有原创性的成果。

　　朱熹平的“例外”

　　今年6月，中山大学教授朱熹平、旅美数学家曹怀东破解庞加莱猜想的消息传出，给朱熹平提供宽松学术环境的中山大学为各界称道。

　　近年来，在中山大学推行的人事制度改革中，一批在学术界已取得突出成就的学者被免予考核。

　　中山大学认为，对于这批约200名优秀学者而言，学术是他们的生存方式，考核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对他们最大的支持，就是给他们宽松的学术氛围。

　　以朱熹平为例，当他从偏分方程研究转到几何分析的研究时，有四五年的时间，几乎没有发表过论文。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王思潮认为，朱熹平的经历对我国现有的科技机制的启示是，不能完全用定量考核来要求科技人员，尤其是基础研究的科技人员。

　　今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外交学院、中国农业大学、中国财经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7所大学取消了“研究生毕业必须发表论文”的硬指标。学生即使没能发表论文，也能毕业。

　　中国农业大学负责人表示，研究生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有了成果要发表，而且要尽快发表，但是我们坚决反对必须有论文才能毕业。对于基础学科，学校要求有论文，但一些应用学科，只要拿出证明你成绩的成果就可以，不一定必须要有论文。

　　事实上，教育部和《高等教育法》并没有规定研究生毕业必须发表论文。

　　“对教师一年一考核，有很大的不合理性。比如研究农业的专业，植物的生长周期较长，一年的实验并不能得出结论，非要每年出成果，有点不切实际，”西北农林大学人事处副处长姚晓霞说，“为此，学校从去年开始，对一部分拔尖人才、创新团队、青年骨干教师从事科研实行聘期考核，确定3至5年的目标考核管理，让他们可以在较长的时间内安心从事科研。”

　　一些教育工作者认为，主管部门对高校的管理应该主要是宏观调控、宏观管理，应增加大学的办学自主权，要相信大学，相信大学的管理者能够管理好大学。关键要做到依法治教，依法管理，而不能用各种临时性的《通知》、《文件》来进行管理。

　　“应该多采取民间评价、同行评价，尽量减少官方评价，评价也不要分出国家级、省部级，权威级、核心级，不以刊物身份定论文水平。”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郑永流建议。

　　“评估是一种工作手段，”长期研究高等教育问题的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说，“用得不好或者太多、太细、太滥就很容易产生负面影响。”□

(责任编辑：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