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俄罗斯《莫斯科共青团员报》报道，11月24日晚，俄商人安德烈·卢戈沃伊和德米特里·科夫通披露了他们与俄联邦安全局叛逃特工利特维年科中毒前在伦敦会见的详情，宣布他们首次听说利特维年科体内含有钋－210后非常震惊，准备进行医学检查看看自己体内是否也有放射性元素。

　　卢戈沃伊说：“首先我想再重复一下，我们会见时没有任何一个名叫弗拉基米尔的人在场。当时只有我的朋友和商业伙伴德米特里·科夫通在场，他现在就在你们（记者）身边。你们也看到了，与有声有色的描述不同，他个子不高，也不是尖脸。会见时没有其他人！我和德米特里都出身于军人世家，我们两个毕业于俄联邦最高苏维埃莫斯科军事学校。我在克里姆林宫警卫团当了5年排长和连长，1987年到苏联克格勃第9局（现联邦警卫局）服役，1996年退役。后来和别列佐夫斯基共事，负责他的人身安全，掌管公共电视台保卫处，现在是俄最大的克瓦斯（饮料）和蜂蜜产品生产厂的所有人之一。德米特里毕业后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服役，苏联解体后留在德国，娶了一个德国姑娘为妻，在德国做了12年的生意，有德国居住证。我是10年前在为别列佐夫斯工作时认识利特维年科的，但没有私交。利特维年科出国后我们的关系中断了，一年前他突然打电话给我提议在伦敦会面。他和想进军俄市场的英国公司联系密切，想请我和德米特里提供咨询服务，他作为中间人陪同我们到英国大公司去会谈，这是他挣钱的门路。我觉得，他打算认真做下去。我曾对他说，如果他决定经商，必须忘掉政治。”

　　科夫通说：“安德烈·卢戈沃伊是10月16日介绍我和利特维年科认识的。10月31日安德烈和妻子带着三个孩子再次来到伦敦，我第二天早上从汉堡飞到伦敦。和安德烈在一起的还有他的朋友和伙伴维亚切斯拉夫·索科连科，后者是我们的军校校友。安德烈和家人是来休息的，维亚切斯拉夫则是狂热的球迷，来看11月1日的足球赛。我们住到了伦敦格罗斯维诺尔广场米连尼乌姆饭店。利特维年科随后打电话邀请我们会面，此次会面没有预先安排，由于我们要看足球赛，时间不多，说好16点在饭店内会面。在球赛开始前我们还想吃晚饭，多少喝点酒。在和利特维年科会面时，他根本就没喝酒，我们甚至因此还觉得有点不高兴。”

　　卢戈沃伊说：“会见时我们来得比利特维年科稍微早一点，点了绿茶、杜松子酒。他出现了，他说明天10点有商业会谈，这完全可以在电话中说清楚。谈话时我8岁的儿子跑过来，我给他做了介绍。我们是站着谈的，走到前厅时，我妻子和女儿正好观光回来，问好后就回客房了。我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他只字未提即将遭受的生命危险，穿着也不太正式，穿了件牛仔上衣。说说汉堡天气，聊聊德米特里养的狗，没有谈政治或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很难和他说这个，他立刻就翻脸。（第二天）早上8点半，利特维年科打电话说感觉不舒服。胃有问题，吃的东西全吐了，由于没有带翻译，因此我们把会谈推迟到我第二次来伦敦的时候。11月2号、3号我们分两批离开了，如果有什么怀疑，可以和我们联系，但任何人都没有这么做。我对他说自己准备和妻子于11月23日到马德里，他建议我移居西班牙。我们约定再打电话确定日子。我在11月7日给他打电话，当时他已住进医院，刚开始是她妻子马琳娜接的电话，他说他曾经昏迷了两天，认为自己可能中毒了，但病情正在好转，他准备出院，没有取消马德里的会见。13号我给他打电话，又是他妻子接的电话，利特维年科说话非常艰难，他说相信自己被人投毒了，到11月底也未必能治好，我们决定把谈判推迟到12月。”

　　卢戈沃伊最后强调说：“我们所有的谈话、会面、来往都很容易核查，我用了信用卡，核查电话交谈位置也不难。11月20日我从埃里温（亚美尼亚首都）飞到莫斯科，在出机场的路上得知自己被列为嫌疑人，第二天早上我立即与英国（驻俄）使馆联系，提议会谈。11月23日不是和警察，而是和使馆工作人员进行了会谈。英方代表应在11月28日飞往莫斯科，但也不排除我和德米特里到伦敦去，我们已在使馆就此写了个人申请。现在，无论是英方，还是俄方，都没有任何官方代表找我们谈话，所有接触都是我们主动做的。我至今还不相信他被投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