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畅，著名调查记者，《中国青年报》记者部副主任，1970年生人。长期关注中国转型时期社会问题，采写了大量独家、调查性报道。1992年开始从事记者职业。2004年获得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作品《繁峙矿难系列报道》获得第十三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2003年“非典”疫情蔓延时，独家追踪报道了“华北第一例非典患者”，被中宣部、全国记协授予“抗非典优秀记者”。

　　刘畅以调查性报道闻名，2002年对山西繁峙特大矿难的深入调查，以及11名记者收受金元宝受贿丑闻的报道，让这“第12名”记者“过早”地捧得了中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范长江新闻奖”。出身新闻世家的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大年三十，他和哥哥在家等爸爸妈妈回家，却迟迟不见人影。别人家烧起火、包着饺子，小哥俩却饿着肚子没人管。这时，收音机里突然传来了父母在新闻一线发回的报道。听着熟悉的声音，那一刻，小小年纪的刘畅感到莫名的兴奋，一颗理想的种子就此埋下。

　　“功成名就”的刘畅尽管已在“管理岗位”，但是安稳的生活却难以让他感到满足。2006年8月，一篇《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第三次“土改”艰难破冰》再次见诸报端。“这是一场涉及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变革，被称为继解放之初的土地改革、改革开放之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第三次土改’。”

　　与以往的《流泪的呼兰河——呼兰县许堡派出所侵犯女性权益系列报道》、《本案与程维高有关——举报的代价》、《乌金泪（黑龙江鸡西、鹤岗煤矿爆炸事故调查）》、《让我们带着教训更好地活着——华北第一例非典患者首次公开个人经历》等作品比起来，这是一篇相当“温和”的稿子。它深入客观地记述了记者看到的各种现实情况，并在篇尾平和地道出了这一重大政策面临的法律和现实困境，引人关注。“关于调查性报道，往往有一种误解，认为只要调查性报道就必然是揭露性的题材，其实不然。”“这样一个关系重大的政策实施过程需要媒体的注视。守望和观察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是记者的职责。”

　　面对面

　　三月风：“转型”是您口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您是怎么理解这种转型的？

　　刘畅：有人说，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激动人心之处，是将西方国家200年经历的变化进程，浓缩进了20多年之中，期间的变化和带给人的影响，可谓一日千里。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公平成为稀缺资源。这就需要新闻从业者以悲悯的情怀、敏锐的观察力、毫无保留的职业热情，来记录历史，追寻真相。

　　三月风：《南方周末》在“致敬！2003”专稿中写到你的《山西繁峙矿难黑幕》“延续了该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能说说这是怎样一种传统吗？

　　刘畅：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青年报》就形成了一种优秀传统，有很多老记者都在为做深度报道而努力，作为我们这些年轻记者，被他们身上的精神深深感染。我很感谢我所在的媒体，它给予了我们记者在观察社会、调查真相的时候一种超然独立的地位，一种廉洁不贪的品格。这是一个很有精神传统的报社。正是在这种精神传统的影响下，我们的一代代记者在为社会正义而努力。

　　三月风：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调查性报道在诸多新闻样式中拥有最高的“流产率”，记者考核即为“零”，记者成为调查性报道风险与成本的唯一承担人。是什么力量让你们创造并保持了这种传统？有相应的机制保障吗？

　　刘畅：没有。其实是一种精神力量。当记者不能靠物质激励，完全是靠荣誉激励。一个报道一万块钱，你去不去；这个报道不给你钱，但它是记者的责任和荣誉，你去不去？去！

　　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人迹罕至的自然探险，在很多遇到威胁的采访中，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去？就是一种发自职业本能的理想、信仰。

　　三月风：是什么样的信仰？

　　刘畅：相信通过自己的报道，让社会进步、让生活更美好。调查性报道的最大功能和追求目标就是把隐蔽的真相和信息公之于众。假如我们记者其时闭上了眼睛，我就觉得等于社会失去了眼睛。通过记者的调查、还原，公正客观地传达给受众。

　　三月风：能说说您为什么喜欢“大地春如海，男儿国是家。龙灯花鼓夜，杖剑走天涯。”这首小诗吗？

　　刘畅：这是我准备去河北报道一起违规占地的案子前，临出发时我在一位老前辈叶言老师的电脑上看到了这首诗，是他的电脑屏幕保护。当时压力很大，采访的难度和危险都不小，忽然看到这首诗，心里激动得不知道怎么形容。“大地春如海，男儿国是家。龙灯花鼓夜，杖剑走天涯。”这不就是我自己追求的吗？和我当时的情景非常的相似，感觉心里很有劲儿！

(责任编辑：黄成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