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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郁症已成为大学校园的一大杀手”———这是专家们对大学校园里何以不断出现自杀事件的解释。据不完全统计，北京高校今年因自杀身亡的学生已有9名；2004年，自杀身亡的大学生则有19名；2005年，又有15名大学生因自杀而走上了不归路。（11月27日《中国青年报》）不难想见，有过自杀念头或自杀未遂的大学生，应该是一个更为庞大和惊人的数字。

　　在我看来，抑郁症之所以成为大学生的流行病，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一种排斥机制，随着这一机制的不断强化，扩招后的大学生们逐渐从“天之骄子”一路沦落为“被排斥”群体，正是这种无处不在而又难以言说的“被排斥感”，使许多大学生在精神上陷入抑郁状态。

　　最早提出“社会排斥”这一概念的是亚当斯密。他在《国富论》中认为，贫困的可怕之处不仅仅是缺少生活必需品，更可怕的是因此导致的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北大一位女硕士花费近万元购置了一套求职装，并被同学们争相借用，就为这一判断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脚。

　　“社会排斥”具体到今日中国，就是社会不能拿出足够多的资源，来为大学生们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提供适当数量的机会，导致大学生的人生竞争越来越激烈，而大学生上升为“精英”阶层一员的可能性却越来越渺茫。有工作数年的大学生顿悟道：“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一个锤子，把你的理想坛子一个个击碎！”而最近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则显示，不少毕业生甚至完全放弃了“上升”的努力，而自暴自弃地甘愿沦为“下流社会骨干”。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过度的社会排斥都意味着社会连接的断裂，这将是非常危险的。在一定意义上说，大学生的精神状态是一个社会和谐状态的晴雨表。抑郁症成为大学生中的流行病，绝不能被简单地看做是一个精神卫生问题，而应该把它看做是社会矛盾日趋显化的一个表征。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反思社会资源分配机制，改变资源分配向少数精英过度倾斜的不合理状况，降低社会的排斥程度。我们的社会、经济的进步过程，必须是一个能够把大学生，乃至比他们更弱势的工人、农民都能够纳入其中而不是排斥在外的过程，才会是一个可持续的过程，也才会是一个和谐的过程。

　　（郭松民 北京 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