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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危人群开始防艾，在艾滋病不断增长的今天，不失为务实的举措。 颜士然 摄
有数据显示，从1995年至今，省内通过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的患者逐年增多，已经比较接近吸毒感染者的比例。感染者中，接近八成是男性，女性感染者比例也不断上升，孕产妇感染及母婴传播个案增加较快。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艾滋病专家蔡卫平忧心忡忡地说，艾滋病正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
面对严峻的防艾形势，从2004年开始，广州市疾控中心成立了一支“高危行为干预队伍”（下简称“干预队”），180多名队员与高危人群结交朋友，努力向她们传递艾滋病防护知识。虽面临重重阻力，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高危人群把队员当成朋友，从开始见了队员就“关门落闸”，到不少人现在甚至主动邀请他们上门开讲座。记者近日走近这支“干预队”，听他们讲述鲜为人知的故事。
文/记者雷坤
走近“干预队”
工作：
教高危人群防艾滋
广州市疾控中心艾防科徐慧芳说，这支“干预队”现在已经有180多人，分散在广州12个区及县级市，每支队伍大概10多个人左右，主要以当地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为主，还包括一些医疗系统的工作人员。
“干预队”队员日常工作包括调查“小姐”、吸毒者等高危人员聚集地点、活动习惯，通过接触，消除他们的戒心，在他们中间开设讲座，教他们了解艾滋病防治知识，发放安全套。在试点地区，工作人员深入到夜总会、发廊和出租屋等各类娱乐场所，针对卖淫的人员开展“面对面”咨询教育、同伴教育、发放宣传画等多种形式的干预活动，提高她们的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和自我保护意识，并改变高危行为和求医行为。
期待：
更多志愿者“入队”
一年多以来，克服了重重阻力，“干预队”在娱乐场所、发廊等地共组织了30～40次艾滋病防治方面的活动，免费发放了约两三万只安全套，覆盖到上千名“小姐”。在有些区，队员们还为她们进行艾滋病的免费检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徐慧芳说，现在对娱乐场所高危人群的干预措施还处在起步阶段，很多事情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工作人员将进一步总结经验，找到更能让高危人群容易接受的办法。
下一步，“干预队”希望培训一些有医学背景的志愿者，深入娱乐场所开讲座。“单靠我们的队员，不可能一两周到每个地方走一遭。”徐慧芳说，要长期维持下去，最现实的问题是经费问题。不过，纵然困难多多，但明年各区的“干预队”将明确当地目标人群以及他们的活动领域，使干预活动达到一定的频次、密度、广度、深度。
争论：
“堵”和“疏”不矛盾
虽然成绩有目共睹，但到娱乐场所发放安全套是不是承认“小姐”的合法性？前段时间，因为向娱乐场所从业的高危人群开展艾滋病教育，哈尔滨市疾控中心面临巨大的压力。
广州市疾控中心艾滋病防制科徐慧芳表示，艾滋病的流行和吸毒、嫖娼等问题密切相关，是一个社会问题。公安部门主要是“堵”，这是“治本”的工作；卫生部门主要是“疏”，这是“治标”的工作。“堵”和“疏”并不矛盾，双管齐下方可解决问题。
他们的防艾故事
见队员就“关门落闸”
“其实，我们和她们之间是医生和服务对象的关系。作为人来说，我们是平等的。”“干预队”的“元老”张周斌医生这样告诉记者。他说，一开始做这项工作的时候，面对的是两眼一抹黑的局面：不知道“小姐”们在哪儿，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和她们沟通，也不知道如何让她们信服自己？
“大型的娱乐场所其实好一点，因为管理比较严密，搞定她们的经理（俗称‘妈咪’）就可以了。最麻烦的是在发廊、出租屋工作的‘小姐’，不仅住得分散，而且打一枪换个地方，流动性太大。”
张周斌说，有一次下乡，听说这个村有一些“站街女”在活动，于是傍晚沿村子转了一圈，果然看见一些女子三三两两站在路旁。他观察良久，发现这里并没有路灯，那几个女子也不像是在乘凉，于是鼓起勇气上前询问价钱，果然确定了她们的身份。第二天，张周斌带着当地疾控部门一起到村中的小巷转悠，结果发现这里还藏着不少“站街女”生活的出租屋。
“找到地方只是第一步，更难的是如何让她们接受我们。”张周斌说，一开始到这个村子发放安全套和防病小册子，很多高危人群见了他们就躲，刚把资料塞给她们，回头就给你塞回来了。队员们只好追着她们大喊“我们是疾控部门的医生！这些是免费的，不要钱！”但得到的回答却是“哪有那么好的事？今天不要钱，以后肯定要的！”
张周斌说，更多的高危人群把他们当成执法人员，见了就逃。有一次“干预队”队员开车去一家发廊，一见他们下车，高危人群马上拉下闸门，四散逃开。
屡吃闭门羹
懂“行话行规”
从陌生人到朋友
“做我们这个工作，脸皮就是要厚点。”张周斌告诉记者，尽管经常面对高危人群的冷脸，每个地方他们都会多次上门，“去的次数多了，混个脸熟，渐渐感受到我们的好意，有些人对我们的戒心就会少一些。”经常还会遇到一些尴尬的场面，比如提到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套，一些小姐会半开玩笑问队员：“怎么教？现场教吗？”对于这些，张周斌认为：“如果她这样开玩笑，对我们来说，也是个拉进双方距离的好机会。”
徐慧芳表示，因为发廊、出租屋情况很复杂，所以每次活动，队员们都会男女搭配，一是保护队员，另外也可防止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和高危人群慢慢熟了，她们中有一些渐渐接受了“干预队”队员，除了面对面的交流，队员们还趁高危人群上工前的间歇扛着放映仪给她们开讲座，用香蕉演示安全套的使用方法。有些小姐也会主动问队员们拿安全套，甚至邀请队员上门讲座。有时一个发廊开讲，附近几个发廊的小姐都会专门赶来听。
了解高危人群的行规和行话对开展这项工作至关重要。张周斌说，队员们回来之后也会开讲座，互相传授这方面的知识。有时候，用她们行业的话来讲课，她们立刻就会感觉到和队员们之间那条看不见的鸿沟。奇怪的是，高危人群更能接受的，反而是男队员和一些相对年长的女医生，徐慧芳笑称：“可能是异性相吸吧。”
和“站街女”长期的接触，让“干预队”队员也了解到这一行的秘密。比如三五个站街女会找一个共同的保护人，一般称为“看场人”，帮她们解决碰到的一些麻烦。
徐慧芳说，“看场人”在高危人群中权威性比较高，如果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对于顺利开展“同伴教育”非常有利，但要取得他们的信任却很难。她认识一个叫阿兰的小姑娘，性格很大方。一段时间之后，徐慧芳和阿兰交上了朋友，得知阿兰的男朋友就是她们的“看场人”。虽然阿兰乐于从事“同伴教育”，也很能接受“干预队”队员，可阿兰的男朋友直到现在还保持很高的警惕性，不愿和队员接触。几个月来，队员们一直希望能有所突破，可始终事与愿违。
成为懂行人
“没安全套
就没有性”
相比而言，对大型娱乐场所进行干预就容易一些。不久前，市疾控中心专门组织了30多名娱乐场所“妈咪”接受艾滋病防治方面的培训。市疾控中心主任王鸣说，高危人群流动性太大，开展同伴教育难度很大，但“妈咪”们比较稳定，在小姐中间权威性很高。通过她们的口来宣传艾滋病防治的知识，或在她们的帮助下组织讲座，“上座率”会比较好。
调查发现，其实高危人群也很害怕自己得艾滋病。某区对部分高危人群进行了艾滋病的免费检测，并通过群发短信来通知检测结果，没想到结果出来之前，他们非常着急。后来，“干预队”队员尝试对其中的100人发短信，请她们参加防病讲座，效果还不错，来了20多个人。尽管很担心，但她们中有很多并不知道该如何防治艾滋病。虽然不少人也会使用安全套，但主要是源于对怀孕的恐惧。徐慧芳解释说，从防病的角度来说，对佩戴安全套的要求会更高一些。
如何面对不愿使用安全套的客人？张周斌说，他们还会教给“小姐”一些与客人沟通的技巧。比如告诉客人“这样大家都更安全”，或者“不然我会怀孕的”等等。尽管如此，总有一些不愿用安全套的客人。“所以，我现在希望让她们接受这样一种理念：没有安全套就没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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