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收费之前协商充分吗？音像协会：沟通还是比较少
卡拉OK经营者质疑的不仅是收费数额多少，关键是收费有没有和他们充分协商，征求意见。
作为中国卡拉OK业的发源地，广州市的卡拉OK业在规模和数量上都在全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使它成为第一批卡拉OK版权收费的试点城市，但广州市娱乐业协会却觉得不公平，因为这个收费根本没有征求过他们的意见。
陈祖发：“这样没征求我们的意见，就定下来，我感觉比较霸权，你就说明不是行政收费，既然不是行政收费，就不能强逼一定要交这个钱，但是要收这个钱，还是要谈好，弄清楚了。”
作为广州市文化娱乐业协会会长的黄世球认为，现在连政府部门在收费之前都会举行听证会进行讨论，而这次对卡拉OK版权收费，他们作为被收费的一方，竟然连参与讨论的机会都没有。
广州市文化娱乐业协会会长黄世球：“座谈会都不让我们参加，那算什么，还要来广州搞试点。”
那么这次收费标准的出台，有没有经过和卡拉OK经营者的协商呢？协商又是如何进行的？记者采访了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筹委组负责人王化鹏。
王化鹏：“收费标准，实际上是协商的结果，就这个意思，怎么协商的，我从年头说到这，那就太多了。”
记者：“跟哪些人协商？”
王化鹏：“使用者啊，代表，歌厅，我考察过很多歌厅。”
王化鹏认为，他们与卡拉OK经营者的协商是非常充分的，只不过是其中不包括广州娱乐业协会，而且记者还了解到，即便是广州娱乐业协会公开反对这个标准之后，中国音像协会和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筹备组也没有和他们进行沟通。
记者：“到目前为止，音管协和广州市文化娱乐协会是否有过沟通？”
王化鹏：“没有。”
为什么始终没有和广州市娱乐业协会进行沟通呢？王化鹏是这样回答记者的。
王化鹏：“全国有12万家歌厅，你怎么就没找到我啊，所以你不算数，不就这个意思吗？我没那个能耐，12万家，我一辈子，活一辈子我跑不完那么多。”
与此的相反的是，广州市娱乐业协会却一直努力，希望能在收费标准的制订过程发出自己的声音，广州市娱乐业协会会长黄世球曾经在一个多月前将广州卡拉OK经营者反映的问题总结成一篇3600多字的报告报给了中国音像协会和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筹备组，但让黄世球失望的是，半个月以后在北京召开了一个收费标准讨论会，广州市娱乐业协会再一次没能得到参与讨论的机会。
记者：“您认为邀请您参加座谈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黄世球：“我当时以为我们有份的，我知道深圳去了，上海去了，有些城市去了，我都知道，我就等消息，看看是不是他那个通知没到，等，开完了，还没有等到消息。”
记者：“开完了都没有？”
黄世球：“都没有，我所知道，那个座谈会很多的反映了不同的意见的，我以为，这个，那个征求意见稿会修改一下，改变一下形式，改变一下收费标准，会这样的，但是一直没有。”
对于这次收费标准的讨论与协商是否充分，王化鹏和黄世球各执一辞，而记者从中国音像协会会长刘国雄那里听到了另外一种说法。
刘国雄：“现在卡啦OK歌厅相当一部分，大概两千家成立一个联盟，这个联盟里头我们征求他们的意见，从今年的春节我们就征求他们的意见。”
记者：“这个联盟的名字叫什么？”
刘国雄：“就是叫卡啦OK联盟，它现在划在中国音像协会名下了，中国音像卡啦OK版权联盟。”
记者：“然后呢？”
刘国雄：“我们开了几次会商量，他们认为大体上十块十二块，上限不能超过12块，这种水平大体上是可以的。”
刘国雄告诉记者，中国卡拉OK版权联盟是一个挂靠在中国音像协会下面的组织，在中国音像协会与这个组织协商之后，大致形成了一个初步的收费意见，然后再上报国家版权局，随后国家版权局又组织召开了一次讨论会，会后不久，就公布了每天每间12元的标准。
记者：“我想问一下会长，你们除了和卡啦OK联盟讨论这个收费的标准，有没有和其他的，包括像娱乐业协会，有没有和这样一些组织沟通？”
刘国雄：“那天国家版权局开征求意见会的时候，他们都参加了，有十几个娱乐协会都参加了。”
记者：“就参加过一次？”
刘国雄：“对。”
记者：“参加过一次以后还没有其他的工作？”
刘国雄：“没有。”
记者：“你觉得这种沟通可能是不是…”
刘国雄：“沟通还是比较少，现在只是在北京、上海、广州开始搞，我们会去和他们沟通的，因为公告刚出来，刚刚出来以后我们会去跟他们沟通，绝对不会不跟他们沟通，肯定要沟通的。”
记者：“但是以我的常识来看，就是卡啦OK版权联盟应该是一个独立的组织，那样挂号到中国音像协会下面的话，在收费问题上，实际上应该不具有发言权吧？”
刘国雄：“我们从今年以后，就开了卡啦OK歌厅权益人的相当一部分代表的会议，好几个省的，不是说光北京地区的，我们征求了好多省的。”
记者：“包括广州吗？”
刘国雄：“广东好像没有，但是不能说广东没有就没代表性了，不能那么讲，我不能全国都去征求意见，肯定是征求相当一部分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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