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重大考古发现竟源于盗墓者“引导” 文物保护者一再上演“跟踪追击”
文物保护为何撵不上盗墓贼的脚步
新闻快读
甘肃省张家川战国墓葬等具有重大考古价值的文物发现，竟然都是源于盗墓者的“引导”。 文物研究考古部门为什么在一些重大的考古发现上毫无预见性？为什么盗墓分子总是先于文物保护部门而屡屡得手？
甘肃省博物馆研究员初世宾一语道破天机：对当地历史了解得不深不透，对文物分布范围勘查不全面不彻底，这才导致地下文物保护常常陷入被动局面。
文物保护新问题
全国四十万处不可移动文物被盗三分之一
盗墓团伙触角正向边远落后地区延伸
不法之徒与有过文保工作经历者勾结
专家分析认为
文保行规难以适应保护新需要
对盗墓活动汹汹来势估计不足法制网记者 周文馨
“保存如此完整、装饰精美的战国中晚期车乘的发现在甘肃尚属首次，在全国也十分罕见，对于研究这一时期车辆的制造技术具有重要意义。”让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队长周广济给出如此之高评价的，是最近在甘肃省张家川县发现的国内罕见的战国墓葬。11月27日，记者了解到，甘肃省文物部门已准备将张家川战国墓葬和已经取得重大研究进展的礼县大堡子山遗址，联合申报今年全国的十大考古发现。
然而，富有意味的是，与大堡子山遗址被发现同出一辙，如此重大的考古发现竟然也是源于盗墓者的“引导”，再一次上演了“跟踪追击”。
古墓“鬼影”接连吞噬地下文物
7月中旬的一天，当地警方接到群众举报，称在张家川木河乡桃园村一农田里发现了盗墓者挖掘的盗洞。警方为此连续蹲守。7月19日，3个陌生人的出现引起了警方的注意，经过跟踪调查，警方锁定3人为盗墓嫌疑人。
8月4日凌晨2时许，当地一村民与两名外地男子，来到自家的责任田里开始盗掘古墓。就在他们挑灯“苦干”时，民警赶到现场，将3名盗墓贼当场抓获。民警顺着绳索下到墓穴查看，发现竟是一个很大的墓室。
情况迅速反映到了文物保护部门。8月7日，甘肃省博物馆考古队紧急投入到对古墓的抢救性清理发掘中。随着土层一层层被考古专家剥离，一个具有极高历史、文物价值的大型古墓浮现了出来。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相似的场景在甘肃已不止一次地上演。
原甘肃省文物局局长马文治谈起20世纪90年代初礼县大堡子山大肆盗掘文物的情景，仍然义愤填膺。“最严重时，全乡大约三分之二的人都上山挖文物去了，以至于山上兴起了卖大饼、卖冰棍的服务市场。”他回忆道，当他们得到消息赶到礼县察看时，只见大堡子山上插着红旗，满山晃动着扬锨刨土的人影。
甘肃省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初世宾告诉记者：“大堡子山被挖开之前，文物部门根本就不知道那里有文物，更别说是文物保护了，让盗墓分子抢占了先机。”
一些文博专家告诉记者，近百年来，我国大致经历了3次文物浩劫：第一次为列强侵华掠夺，第二次是“文革”时期的破坏，第三次则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其主要表现是盗墓和走私文物猖獗。
盗墓团伙正向边远地区渗透
记者了解到，近三年来，甘肃省文物部门在对大堡子山进行大规模地抢救发掘的同时，还在礼县成立了文物保护小组，竖立遗址、墓群的标志，并划定出保护范围，并在重要的区域聘请了文物义务保护员，保证文物的安全。一系列保护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并未能完全阻断盗墓者的“痴心妄想”。
在暴利的驱动下，一些盗墓团伙总是闻风而动，他们与本地不法之徒、甚至一些为文物保护部门工作过的人内外勾结，不顾一切将盗掘古墓的魔爪伸向还尚未挖掘的区域。
一些盗墓团伙组织甚至已经形成集团化、专业化、装备现代化的特点。团伙分工明确，有的组织、有的联络、有的放哨、有的挖墓，其中不乏盗墓高手。他们打着各种幌子和旗号，白天公开踩点，晚上勾结少数本地不法之徒肆无忌惮地盗墓，同时用武力威胁知情群众不许报案。初世宾告诉记者：他曾经在一次文物调查中发现，一些文物盗墓分子为了作案，把已经踩好的点圈起来建成工厂，故意让烟囱冒烟装作正常生产，其实在里面疯狂盗宝。
盗墓贼还将触角向不易被发现的边远落后地区延伸，盗墓贼团伙由亲朋好友固定组合逐渐发展成跨省区“专业人士”临时组合。在一些文物富集地区，一些农民每到农闲季节就把盗掘古墓和古遗址作为增收的“副业”，甚至还出现了盗墓专业村和盗墓专业户。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介绍，根据20世纪80年代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的结果，全国大约有40多万处不可移动文物，但现在估计至少三分之一已经没有了，自然破坏是一个方面，但主要是人为原因，其中之一就是盗掘。
行规滞后导致文物保护动作慢
让人深思的是，作为文物研究考古部门，为什么在一些重大的考古发现上毫无预见性？为什么盗墓分子总是先于文物保护部门而屡屡得手？
原甘肃省文物局局长马文治介绍说，建国以来，我国文物保护一直奉行这样的原则———埋在地下是最好的保护方式，地下文物应被动发掘。然而，受“国际大气候”影响，文物迅速升值，盗墓活动的一本万利使得盗墓贼疯狂作案。事实证明，这个奉行了五十多年的地下文物保护行规，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的保护需要。
甘肃省博物馆研究员初世宾一语道破天机：那是因为我们对盗墓活动的来势估计不足，对当地历史了解得不深不透，对文物分布范围勘查不全面不彻底，这才导致地下文物保护局面被动。
据了解，从整体力量对比上，盗墓的黑势力并不处于劣势。许多犯罪团伙的通讯手段要强于文物保护工作者，他们用卫星定位仪、雷达联系，出入有专车，甚至在和执法队员对抗时的武器也更先进。
初世宾认为：“盗墓分子刚一露头时，我们就应该行动起来，但是，对方是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与政府躯体庞大、行动迟缓形成鲜明对比，往往使得文物保护追不上盗墓贼的脚步。”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杨惠福告诉记者：“从1992年到2002年这10年，甘肃省内地下文物遭到的破坏比任何时期都多。据不完全统计，仅礼县大堡子山至今流失海外的青铜器秦公簋(guǐ)等珍贵文物就达150多件。”
打掉保护伞完善文保制度体系
根据有关部门的估计，在过去几年间，中国至少有二十多万座古墓被盗。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文物素质”低下的政府官员无形中成了盗墓贼的庇护神，有的领导干部竟堂而皇之地说：“盗墓是农民脱贫致富的一个手段。”
“这是一件大堡子山先秦贵族墓出土的青铜古鼎，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从盗墓贼手中收缴后，曾将其当作礼物送给了他人……当时挖得满地都是窟窿，一个先秦大墓的盗洞正朝着礼县某乡政府门口，当地政府官员仍然视而不见。”马文治指着这件青铜古鼎的图片无奈地说。
甘肃省文物考古所所长杨惠福告诉记者：“由于我国文物保护工作起步较晚，经验不足，各项制度建设还存在着漏洞，因此从制度层面上讲，文物保护是一项重大并且深远的课题，需要我们在平时的工作中注意发现问题，并找出解决方案，从而逐步完善这个文物保护的制度体系。”
在努力打击国内形形色色盗卖文物活动的同时，如何阻断中国的文物出境，也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作。除了本国的文物犯罪外，一些外籍不法分子也不断打着中国文物的主意。初世宾告诉记者：“甘肃大堡子山秦公大墓的被盗，就是典型的海内外勾结的盗墓行为。”
现在，不管是合法得到的还是盗掠来的，各种文物交易都在“蓬勃发展”。有专家表示：“一些珍贵的中国文物若要回归故里，需要重金才能从国外买回来。如果我们自己不能有效斩断伸向文物的黑手，中国最终将在文化上和经济上均蒙受巨大的损失。”法制网兰州11月27日电（责任编辑：徐艳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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