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新闻作品集。在工厂，一般产品和优等品不是一回事，对于无论如何总是需要一点创造性的新闻工作来说，平时的作业和作品更加不能划等号。有的人当了半辈子记者，作业等身，却挑不出几件作品。本书作者十分年轻，在不足15年的新闻实践里能够积累这么多大都可称为作品的成果，值得祝贺。在今天新闻工作者的成就感不断受到置疑的背景下，更令人感佩。

　　伴随时代的改革，新闻事业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媒体类型多样、新闻产品更加丰富，人民的资讯需求满足程度空前提高的情况下，新闻工作和新闻工作者队伍也经受着空前的挑战。特别是党报系统，中青年编辑记者面临着不少的困惑。这种格局嬗变与困惑，在本书的前后期作品的变化中也能看出端倪。我国报业结构已由过去的一元化党报结构，变为以党报为主的多层次、多元化结构。党报记者过去是单位或部门的客人、上宾，现在要记者自己去找新闻；过去是抢记者，现在要抢采访对象；送上门来的独家报道少了，为记者准备材料的“现成饭”少了；媒体之间，甚至同一媒体不同部门之间的竞争多了。而党报的宣传纪律、导向要求还需要严格遵守。与一些其他都市化的媒体相比，党报的编采工作被人抱怨为“戴着镣铐跳舞”。毋庸讳言，时政报道当然要有许多限制。于是，有的中青年同志开始缺乏激情、不愿费心思考，追求出“精品”的风气比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一代新闻人有所弱化。“新闻无学”的观点，又有抬头。

　　其实一个记者是否有成就，一要看他对新闻规律、社会规律的把握，二要看他对这份职业的责任心。其责任主要有三，一是政治责任，对社会负责，经常又表现为党性原则；二是传播责任，要用事实说话，用信息导向；三是文化责任，对历史负责。社会政治规律与新闻规律是可以完美地统一在一个记者的采访写作中的。

　　在党报历史上，在坚持党性原则下，具有自己独立的观察立场和时代使命感的名记者创造的经典新闻作品不胜枚举。当年，《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全文转发《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关于农村年产承包责任制的报道《莫把开头当过头》；1985年《中国青年报》对大兴安岭火灾的深度报道《红色的警号》、《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人民日报》的综合报道“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以及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记者陈锡添采写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等，这些报道都能使人感受到记者观察时代，推动时代的使命感。

　　历史学家克罗齐有名言云：“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是新闻媒体、新闻工作者让历史定格。翻开李卫红同志这部新闻作品集，可以拼贴出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贵州地方某些局部、某些领域的存在与变迁，这些存在和变迁虽然只能是片断或者单一视角纪录，但由于作者10多年来不间断地辛勤探察与叙述，其中自然具有了自己的脉络和逻辑。贵州在中国历史上历来归于化外。贵州的真正大发展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去年我曾带一个人民日报采访组，系统采访贵州的改革思路和变化，深切感受到时代大潮怎样在祖国的西南角澎湃激荡。在这样特别的背景下，贵州的新闻工作者对自己家乡的新闻记述，更具有了历史积累的意义。

　　作为年轻的新闻工作者第一次结集，本书收集的作品不可能都是精品大作。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全部发表在贵州省委机关报《贵州日报》的新闻报道，确实不是一个模式的流水线产品。作者为了写好新闻所下的功夫，同行一眼便知。如果没有叙述时代的使命感和对事业的执着，没有职业责任心、没有追求精品的信念，很难10余年孜孜以求。

　　本书付印之时，恰逢2006年记者节即将到来。记者是一个需要日积月累才能有成的行业。李卫红同志还很年轻，前面的路还长。这本书只是事业之成功的第一块铺路石，祝作者走得更远，风景更好。

　　是为序。

　　(作者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作者：梁衡　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