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检察系统”一向强调检察一体，如今因为各级检察官全成了“特别费”案的被告，如何指挥监督下属办案，成舆论焦点。

　　据报道，目前从台湾“检察总长”吴英昭以下，包括全台总计27名检察官，统统因“特别费”案被告进地检署，他们也成了被告，因此，“检察总长”在行使职权时，为了避嫌，反而不宜去行使指挥监督权。

　　原本应由“检察总长”召开的全台检察长会议，以达成统一见解，吴英昭说他不方便召集，推给“高检署”检察长谢文定出面，谢文定说他也是被告，建议由检察官协会出面，而检察官协会立场也很尴尬，所以最后还是得由吴英昭亲自出面召集。

　　报道说，吴英昭目前处境更艰辛，他早已请辞获准，却因新任“总长”难产，他交卸不了职务，所以代理迄今，如今又因“特别费”成被告，要由昔日下属分案侦办他是否犯罪，既是长官又是被告，对于牵扯到自己的案件，他又如何去行使指挥监督权？在这种角色冲突下，他所能做的是尽量低调，不要把法律案件变成政治案件。

　　台湾“最检”希望侦办“特别费”案的检察官办案要有一致性。所以，“被告”检察官商议的结论，最后“字斟句酌”，新闻稿只有两三行，就是要求二审检察长转告一审检察长“在侦办如‘特别费’等社会瞩目案件时，要注意侦办追诉的一致性，避免发生侦办标准不同，引发外界不必要的误解。”

　　报道指出，这种“宣示性”的结论，正是“没有结论的结论”，因为何谓一致性，没有统一的标准，就不可能产生“一致性”，要有一致性除非有“量化”标准，但是谁来制定量化的标准呢？目前台湾恐怕没有任何“司法人”能解答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