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专稿：英国《金融时报》11月28日发表题为“日本准备变化和改革”的文章，作者是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文章摘要如下。

　　东北亚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朝鲜发射导弹，进行地下核试验；中国的“和平崛起”引来世界的瞩目，在与非洲的峰会上得到承认，其他大国也开始适应中国作为战略利益攸关方的新地位。那么“安静的大国”———日本又如何了呢？

　　安倍晋三首相是变化中的日本的象征和代理人，他显然是这一代满怀豪情的民族主义领导人的先锋。战后出生的一代人认为，日本应该具有一个“正常”国家所拥有的权力、特权和责任，他们希望日本修改其战后宪法，使国内的体制顺应新的国际角色。面对核挑衅，政治领导人甚至开始争论是否需要发展核威慑力量。与此同时，安倍和他的支持者意识到，如果他们想让邻国接受新日本，他们就应该更小心地处理靖国神社等问题。

　　目前，美日同盟是一个可靠的支撑点。安倍抓住了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向旧的自民党派系制度发起攻击的机会。和过去那些首相不一样，安倍能够更加自由地制定一个将政治和政策结合在一起的改革议程。他已经利用对外政策来展示他为日本设计的新道路。

　　安倍仍然要决定他所设想的新日本是否要延续小泉的经济改革议程。随着小泉时代的消亡，日本的评论家哀叹经济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后果。经济重新恢复增长，这也动摇了实行改革的迫切性。如果安倍想维持改革的动力，他就必须以更大的精力投入到改革中。值得一提的是，他必须决定对邮政体系的改革是否是实现金融现代化和瓦解旧的权力结构的催化剂。他是否会致力于这一事业，可能取决于他是否认为这一努力有助于(或者有悖于)他所认为的日本战略调整。

　　过去，世界其他国家误判了日本或者惊诧于日本的发展。这样的事可能再次发生。华盛顿大学的肯尼斯·派尔明年年初将出版一本书，以历史的眼光来突出日本在国际定位问题上发生的巨大变化。他的中心观点是150年来，为了谋求获得安全而在面对外部秩序的变化时，日本的精英阶级进行中规中矩(和迅速)的调整。这些精英阶级是头号的现实主义者：在日本对国力最大化、相对排名以及国家荣誉感的渴望推动下，他们对国际力量分配所发生的变化的认识，促使他们采取了务实的调整。

　　回顾历史，1868年的明治维新是在面对西方入侵时为了重获日本的自主地位而对社会进行调整。20年代帝国主义体系瓦解后，日本承认了条约体系的局限性。30年代的无政府状态和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使得日本努力创造一个自己的东亚体系。二战后，日本在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体系中实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复苏。冷战结束后，日本一直漂移不定，直到新的国际格局开始形成。

　　派尔教授总结他的论点：“现代历史中，很少有国家像日本这样容易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这样敏感、反应迅速和适应能力强。国际体系对于日本对外政策有着强大的影响，同时在塑造日本国内体制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日本再次为了满足国际新秩序的需要而改变了国内的格局。”

(责任编辑：赵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