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东德情报机构头目、间谍大师马尔库斯·沃尔夫，曾把超级间谍纪尧姆安插到前西德总理勃兰特身边，此事的披露震惊世界，导致勃兰特下台，在间谍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果你很想知道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那么下面的这些文字是不能错过的。

　　——编者

　　沃尔夫回忆录节选七在头号敌对国总理身边安插间谍

　　我这样把勃兰特“拉下马”

　　马尔库斯·沃尔夫／著

　　斯力／译

　　勃兰特总理在战后德国历史上堪称一位杰出人物。他真诚地致力于弥合东德与西德之间、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壕沟。但当年任柏林市长时，他曾是一员反共先锋。出任西德总理后，他开始推行“东方政策”。我们希望弄清，他究竟是我们的敌人还是伙伴。

　　1969年10月21日，勃兰特当选西德总理。3周后，一个叫纪尧姆的男子找到勃兰特办公室主任，说劳工组织的负责人莱贝尔推荐他到新总理手下当一名低级助手。勃兰特收留了他。就这样，我们异常轻松地在头号敌对国的总理身边安插了一名间谍。

　　1974年4月24日，纪尧姆被捕，导致勃兰特政治生命终止。对此，我应负全部责任。虽然他已经作古，但我的内心始终受到煎熬。还原这宗战后德国最大的间谍丑闻的本来面目，是我在勃兰特亡灵前惟一能做的事。

　　出色的间谍

　　纪尧姆

　　纪尧姆曾在东德国家安全部的一家出版社工作。20世纪50年代，他和妻子克莉斯塔奉命潜入西德。纪尧姆夫妇加入了社会民主党。我们不过是想让他们为社民党内的东德间谍充当联络官，可我们大大低估了他们的能量和智慧。

　　纪尧姆夫妇在西德租了一套舒适的公寓，开了一家复印店，生了一个儿子，名叫皮埃尔。纪尧姆兼做摄影师，贴补家用。在社民党内，纪尧姆的妻子克莉斯塔首先发迹。20世纪60年代初，她被任命为黑森州国务秘书比克巴赫的办公室主任，可以接触到北约战略文件等机密。

　　纪尧姆用微型照相机偷偷拍摄这些文件，将胶卷藏在一支空心雪茄里，然后交给假装到他家商店买东西的联络员。我们要纪尧姆在政治上取得发展。1964年，他成为社民党法兰克福区的负责人。此后，我们与他的联络更加谨慎，因为他一向自称是从东德逃出来的。

　　几年后，纪尧姆出色的组织能力引起了社民党内重量级人士莱贝尔的注意。在纪尧姆的全力支持下，莱贝尔在1969年9月的联邦议会选举中获胜。莱贝尔许诺带他去波恩工作。我们对这一结果喜忧参半，因为在联邦政府部门内任职将受到更加严格的审查。

　　顺利进入

　　总理府

　　不出所料，西德安全部门对纪尧姆进行了彻底审查，审查之严超过了他的所有前任，但没有发现任何疑点。然而，西德反间谍机构联邦宪法保卫局的分析人员仍有疑虑，负责人事的勃兰特办公室主任埃姆克决定亲自找纪尧姆谈话。

　　纪尧姆从容解释了当年在出版社工作的经历，打消了埃姆克的疑虑。但有一个人始终不信任纪尧姆，那就是勃兰特最亲密的顾问、“东方政策”的制定人埃贡巴尔。实际上，社民党内也有一些人讨厌纪尧姆，觉得他喜欢拍马屁，而且热衷于听别人的议论。

　　1970年1月28日，纪尧姆顺利进入西德总理办公室任职。此后不到一年，纪尧姆被提拔为总理首席助理。1970年5月，社民党计划在萨尔布吕肯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在当地设立临时政府办公室，纪尧姆担任该办公室主任，成为该办公室与西德联邦情报局之间的联系人，获准接触所有机密。

　　1969年出任总理的勃兰特，宣布于1972年4月27日提前举行大选。乘坐专列竞选期间，纪尧姆与勃兰特的关系日益密切。纪尧姆与勃兰特的包间只有一墙之隔，很快就发现勃兰特身边的女人时常更换。

　　拔出萝卜

　　带出泥

　　1972年秋，我们的另一名间谍格罗瑙在西柏林与东德来的人接头时被捕。纪尧姆与格罗瑙在工作上有来往，但并不知道对方也是东德间谍。按规定，潜伏在敌国的间谍彼此之间根本不允许认识。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他俩偏偏相识了。格罗瑙甚至还向我们建议：纪尧姆是条大鱼，可以考虑把他争取过来！我们听了既好笑又担心，于是想把他俩分开。就在此时，西德反间谍机构逮捕了格罗瑙。此后，我们加强了对纪尧姆的保护，尽可能减少与他的联络，只有获得特别重要的情报时，他才会找我们口头汇报。

　　1973年夏，我们开始为纪尧姆夫妇的安全担心。纪尧姆的妻子克莉斯塔报告说，她感觉有人在盯梢。起初我们对此将信将疑，因为间谍有时难免会疑神疑鬼。然而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克莉斯塔的怀疑并非捕风捉影。一次，在波恩一家餐馆的后花园里接头时，她觉察到两个男子坐在邻近的一张桌旁监视她。其中一人打开公文箱时，她一眼瞥见里面的照相机镜头。那天，她与信使阿妮塔接头，把微型胶卷交给她。好在，这两位男子走进餐馆前，胶卷已经易手。阿妮塔提着装有胶卷的手提包来到街上，确信其中一人在跟踪她，于是乘火车来到科隆，然后换了几次有轨电车，在人群中挤来挤去。眼看“尾巴”甩不掉，她转过街角快步走到河边，把微型胶卷扔进了河里。

　　多年前的生日贺电

　　成祸患

　　1973年夏，西德反间谍机构对纪尧姆产生了怀疑。一名反间谍官员在处理另一宗案件时，注意到了纪尧姆这个典型的法国姓氏。他知道纪尧姆是格罗瑙的朋友，虽然没有迹象表明两人是同党。致命的是，与格罗瑙同时被捕的东德联络员，违反了秘密工作的基本规则，在一张便条上记录了几个备忘的关键字，其中就包括“纪尧姆”。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再三强调让他敦促格罗瑙务必断绝与纪尧姆的联系。祸不单行。这位注意到纪尧姆名字的西德反间谍官员，一天在餐厅吃饭时，恰巧与一位专门研究无线电讯的同事坐在了一起，这一巧合彻底断送了纪尧姆的间谍生涯。

　　20世纪50年代，我们与海外间谍联系的每份电文以一个数字开头，这个数字代表某个间谍。西方情报组织借用电脑技术破译了这套密码，按照电文开头的数字将截收的电文分别建立档案，逐一破译。之后惟一要做的事，就是把收报人的数字代号换成具体的人名。我们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于1959年改换了密码和发报方式，同时规定，发报时不得提及人名、地名和接头时间。我们重新审查了发给海外间谍的所有电文，确信给纪尧姆夫妇的电文没有破绽。可惜我们忽视了生日、元旦等例行贺电。德国人很看重这类日子，对我们的间谍来说，这些贺电意味着组织的关怀。假如我们在这些事上不这么认真，西德恐怕永远也发现不了纪尧姆。

　　1957年，西德曾先后截获发给代号为G的间谍的几份电文。第一份祝贺G的生日，第二份祝贺G妻子的生日，最后一份“祝贺第二个男人”的生日。16年后，在科隆的那家餐厅里，研究收信人代码的西德官员听了同事的介绍，猛然想起那个代号叫G的间谍。他立即找出档案，查到这几份电文。关于“第二个男人”的电文令他头疼，因为纪尧姆夫妇只有一个儿子。为了搞清“第二个男人”所指，他绞尽脑汁，最后终于想到，如果父亲在一个家庭中被看成是“第一个男人”，长子自然就是“第二个男人”。

　　目标锁定纪尧姆后，下一步便是搜集确凿的证据。为了不引起纪尧姆的疑心，他们先把他的妻子克莉斯塔置于监视下。他们推断，纪尧姆与东德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她进行的。只要捕捉到她把情报交给东德联络员的镜头，自然铁证如山。此后近一年的时间内，纪尧姆继续当总理秘书，仍然可以看到绝密文件。

　　因儿女情长

　　锒铛入狱

　　有一件事我们一直保密至今。早在纪尧姆被捕之前，他与克莉斯塔的婚姻已濒临破裂。他有一个情妇。1973年4月，纪尧姆在法国南部度假时，第一次发现自己被盯梢。作为一个资深间谍，他完全能够当机立断撤回东德。然而，他的儿女情长使他失去了理智。为了不牵连情人，他坚持回到西德，把自己的东西搬出她家。这造成了至少两个悲剧：1974年4月24日，纪尧姆夫妇被捕；情人获悉纪尧姆因间谍罪被捕后，自杀身亡。5月4日，勃兰特总理宣布辞职。

　　经过几个月的审判，西德高级法院判纪尧姆夫妇有罪，克莉斯塔获刑8年，纪尧姆13年。受审期间，这对夫妇从未流露出婚姻破裂的迹象。西德方面若是知道了这一情况，很可能会借机各个击破。1981年3月，克莉斯塔在一次间谍交换时获释。一名西德间谍指责政府没有尽力营救自己，导致幕后交易加快了步伐。当年秋，纪尧姆出狱。

　　纪尧姆回到阔别25年的祖国，与妻子紧紧拥抱在一起，在场的人无不动容。克莉斯塔事先已告诉过我，她不想再回到纪尧姆身边。纪尧姆知道后深受刺激，因为他在狱中曾希望与克莉斯塔破镜重圆。我们给纪尧姆派了一名招人喜欢的中年护士，二人很快结了婚，在东柏林郊外一所舒适的房子里安了家。1995年夏，纪尧姆久病不愈去世。我和纪尧姆的第二个妻子埃尔克一起来到墓地，看着棺木徐徐下葬。按照共产党人的习惯，我将一枝红玫瑰投入墓穴。

(责任编辑：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