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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有些人和事会被时间向前奔驰的车轮碾压得转瞬即逝，而有的人和事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脑海中变得愈来愈清晰，在我身边就有这样一群关注农村、关注农民的草根志愿者，他们———属于后者。
这群草根志愿者执著地追求着一种叫做“社会和谐”的幸福。在与他们进行了一年多的反复接触后，我发现这种叫做“和谐”的幸福之于他们，就像普通人追求房子和汽车的幸福一样，其实就是一种生活的需要。他们以普通人身份关注农村的黎民情怀深深感动着我，迫使我思考着如何才能真实地记录下他们的生活和思想，给这个世界添上一笔明亮、健康的色彩，给一些寻求精神生活延伸的人们一点点启示。
付出，获得对自己的认同
踏出大学校门3年的夏单坤如今已是乡村善治中心-一个本土民间组织的执行主任。他与中心的其他成员一起下到湄潭、铜仁等地的农村进行实地考察后写出了多篇贵州农村的调研报告，其中《李家寨的新农村建设》、《从40亩抛荒地看乡村治理工作》被农民日报转摘。
他很赞同陶行知先生的批评：“死赚钱；赚死钱；赚钱死。”他认为人不能那样活着，否则就如同行尸走肉。正是在这种人生信念下，当2003年他从湖南农业大学毕业，进入一家全国知名的种子公司工作，发现公司为赚钱采用了种种欺骗农民的手段时，他愤然辞职。当我问他今天回想起来是否觉得当时的自己太幼稚，他给了我否定的答案。
辞职后，他报名参加了西部志愿者计划，到湘西凤凰乡下支教两年。每月领着600元的补贴，他却觉得单纯而快乐。直到有一天，他认识了几个贵州志愿者，他们说要筹建一家乡村建设组织，服务农村，服务农民，他马上觉得自己实现理想的机会来了。在结束了支教工作后，他并没有像父母所期望的那样去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而是回到贵州，加入了乡村善治中心工作。
与夏单坤不同，桑德玉已经步出大学校门8个年头，应该是早过了“热血青年”的年龄。但她仍然告诉我，选择到这家民间组织工作是一种“冲动”，而这是她两次从东莞辞职，放弃待遇优厚的工作执著追求的结果。
1998年，她从重庆大学数学系毕业，在绵阳一家电子厂工作，觉得发展受限的她两年后在南下热潮中去了东莞，做了一名电脑程序设计员。2001年，她在一位同学的介绍下，在BBS上看到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由此与作者成了网友。前年，她得知该网友是一位民间志愿者，从事乡村建设工作。她为网友描述的工作而感到怦然心动，表达了愿意加入的想法。在结束了手上的工作后，回到贵州，虽然大家作了努力，成立组织的计划却没能如期成功。桑德玉只有回到东莞，直到去年底乡村善治中心成立，一直与贵州志愿者朋友保持密切联系的她喜出望外，再度辞职正式加入了该中心。
姚志伦是与妻子双双辞去荔波县林业局的工作，先后加入这家民间组织的。今年春节，他回到湄潭县老家过春节，告诉家人他要辞职到贵阳的一家民间组织工作。家人震惊了，父亲接连用了几个“慎重”，请他重新考虑。但为了心中的理想，他还是选择去了贵阳，妻子也在一个月后随他来筑。
采访手记：毕竟，我笔下的几个志愿者只是贵州草根组织中很少的几个人，他们的身后是一个群体，是一股滴水成河、聚沙成塔的力量。他们在数九寒天里哈着热气讨论学习农村问题，在盛夏烈日下深入农村进行调研的一幕幕场景，成为一个个动人的影像。在与他们的交往过程中，我终于理解了他们自诩“草根”的涵义，那是一种顽强而旺盛的生命力，是来自民间又扎根民间的社会建设力量。
选择有价值的生活方式
已经记不起是在什么情况下见的第一面，但是他那套关于社会幸福的思考，以草根志愿者———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身份关注并投身和谐社会建设的行动，一下子就让我记住了他的名字：毛刚强。
他是华中科技大学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乡村治理，师从国内有名的学者贺雪峰；同时也是草根志愿者，并与一帮草根发起并创建了贵州民间组织的交流平台———贵州发展论坛。
“只有农民幸福了，中国才真正构建了和谐社会；只有农村发展了，中国才从根本意义上得到发展。”这是毛刚强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在别人看来，毛刚强放弃了太多东西：光明的前途、优厚的待遇等等。但事实证明，生活是有多种方式的，关键是如何在生活中建构起价值。
如果，当初没有看到某国际民间组织的招聘启事，或许，今天他还是一名普通大学教师。在经历了一场生活变故后，2002年他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生活：为什么勤劳工作却得不到生活或心灵的满足？为什么这个世界还有那么多善良的人如此脆弱？当他看到某国际民间组织招聘救灾干事时，毫不犹豫就去了。他以极大的热情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从受灾群众期待、信任的眼神中，从灾民们获得援助后疲惫而宽慰的笑容里，他获得了巨大的心灵满足。为了更专注于搞好这份工作，他放弃了在大学的教职。
在为这家民间组织服务的4年中，毛刚强最初的满足感开始慢慢退却：难道中国的农民就只需要这种直接的物质帮助吗？2003年他到沿河自治县甘溪乡做项目时发现，在一个耕地仅2000亩的人地关系紧张的小村子里，就有近1000亩良地成了抛荒田、锈水田，原因是村民各扫门前雪，灌溉水渠长年没有得到维护，已经荒废。2004年他到徳江县乡村做调查的见闻则加深了这种困惑。在一个偏远的小村子，因父母都外出务工，一个12岁的小女孩竟带着9岁的妹妹和7岁的弟弟独自生活了4年，而他们的父母则一去不返，也不寄一分钱回家。小女孩的隔壁住着一位年迈的老太太，由于摔伤了腿，无法动弹，躺在床上饿得直哭。当毛刚强问村民为什么不去帮帮忙时，一些人说，她的儿女都去打工不管她，他们为什么要管呢？类似的事情刺痛了毛刚强，使他对很多扶贫和农村发展项目进行了深入反思。他认为，农民才是乡村发展的主体，全面提升村庄能力才是乡村建设可持续性的根本保障；而协助村庄建立治理架构，促进真正意义上的村民自治，提升农民的生活价值从而推动农民的幸福感，则是新农村建设的可能目标。具体可从乡村公共设施、文化建设等入手，恢复村庄公共事务管理，在此基础上逐步重建被消解了的乡村公共空间，恢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使乡村道德舆论归束系统得以重建，从而不管是生产发展、还是精神文明建设，村庄的共同行动都有了着力点与现实载体。
2002年深秋，毛刚强到织金县阳光村、桥上村做救灾工作，由于做到了公平发放救灾物资，临离开时，被洪水洗劫一空的村民提来了仅存的一壶苞谷酒，在清冷的秋雨中为他一人表演起芦笙舞。没有丰盛的酒宴，没有华丽的歌舞，从不善饮的毛刚强醉了，那种莫大的幸福一直持续到今天。
他说：“从现在开始努力，贵州发展论坛争取3年后贵阳市有1%的市民一年内至少参加一次公益、志愿者行动，而5年后则达到10%。如果每年有20万人次的公益与志愿者行动，‘和谐社会、平安贵阳’目标实现起来并不是难事。”
采访手记：毛刚强是我最早接触的民间志愿者，他那过一种有价值的生活的理念，从头到尾地强烈对比着我的生活。其实我们都是这个社会的细胞，是否真的可以只生活在自我的空间？一个和谐的社会于每个人而言就像头上明朗的天空和呼吸的清新空气。而我们该为这个社会的和谐做点什么呢？绿叶对根的情意
时至今日，孙兆霞老师给我的印象还是定格在那间宽大的、以书柜做墙的书房里。当她从书柜中一本一本地找出上世纪80年代至今出版的有关中国农村问题的专著，并耐心地给我讲解中国近代农村的嬗变及主要问题时，那一摞摞厚厚的书籍诉说着一位中国当代普通知识分子对农村、对农民沉甸甸的情怀。
她是贵州民族学院的一名教师，同时，她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贵州做农村研究的草根志愿者。大学毕业后，年轻的孙兆霞被她所供职的安顺师专指派参与组建政教系，由她带队到紫云、关岭、镇宁等自治县的农村中小学去开展社会调查。调研开展了半月，她就哭了半月。学校的破旧，教师的艰苦，已经让她受不了了。1983年，安顺师专政教系组建，“服务农村教育”成为该系的第一教学宗旨。20多年过去了，该系至今还有一条明文规定：每届政教系学生必须要做专业性农村社会调查。
上世纪80年代初，一次偶然的机会，孙兆霞结识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研究员，由此，她在1984年参与到《贵州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当年，一本叫《富饶的贫困》的书，曾在贵州省直机关处级干部中人手一本，书中形容贵州是“捧着金饭碗讨饭吃”，曾得到很多人的认同。但在课题开展了两三年后，孙兆霞他们就在大量的研究事实上得出结论：贵州的问题在于人的活动方式有问题，而非由人的素质差导致的系统恶性循环。因此，在进行扶贫开发时，资金、技术、人才应该是捆绑在一起的立体要素，不能割裂开来进行单独输入。由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富饶的贫困》，给人们增强了发展的信心。
2000年，她到镇宁自治县六马乡纳坡村做调查，从镇上到村里25公里的山路，她和调查组工作人员走了6个小时，当同行的学生用军用背包带把她拉上几近60度的黄泥大坡，当他们在7月雨季里无数次趟过山间溪流，穿过若隐若现的羊肠小道才到达纳坡村时，她真正从心底理解了农民脱贫致富的强烈愿望。
那个村很穷，她给了村长20块钱，请他做顿饭。村长满村子捉鸡，才找到一只半公斤多的小鸡仔。最后，鸡骨头炖的一大锅清汤、一小碗炒鸡肉、几颗小辣椒、苞谷饭成了他们一顿难忘的晚餐。
2001年，九五期间国家重点课题《中国百村调查》开题，孙兆霞主持其中的一个分课题，带队到安顺市西秀区九溪村开展调查。调查中他们用参与式的方法试着帮助当地发展，发现并激发村民的组织性和行动能力。当他们得知村民一直想开发当地的屯堡文化，发展旅游，就请有关专家给村民上课，讲解政策法规、旅游规划等等。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专家们走后，那个小小的党员活动室成为几十年来村里最热闹的地方，越来越多的村民晚上聚集到那里讨论如何发展旅游，那种场景一直持续了20多天。见此情形，孙兆霞他们趁热打铁提出让村民们到安顺市街头展示当地屯堡文化的点子，并请来专家为他们出谋划策。这下激起了村民更大的热情，他们自发地排演节目，组织方阵。2000多村民组成了9个方阵，而这个村也才4000多人。一支由中巴车、面包车甚至是三轮车和摩托车组成的车队，满载着村民浩浩荡荡开往安顺市区。后来许多村民说，这成了他们一生里可回味的一件令人兴奋的事。
如今，做了近半辈子学问的孙老师却做起了民间的草根志愿者。她说，以前，她都是在做思考，现在，也想在思考之余做做行动了。她不仅担任了省内某本土民间组织的顾问，也时常参与到一些NGO的公益活动中去。
采访手记：应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农村、与农民似乎有一种割不断的血肉联系，回忆一下近代史，费孝通、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毛泽东……，知识分子为改变中国农村的贫困落后面貌所做的民间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孙老师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子农民情怀让我深深感动。她当过工人、下过海，也遭受过一些人生挫折，但在几十年风雨中，却始终未曾忘却农村、农民，并且最终回到了她热爱的生活状态中，继续为农村发展思考与行动。
结束语：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国家有关部门要把幸福指数作为衡量人们生活质量的指标之一。党的十六大也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出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明确提出。在一些人想来，建设和谐社会应该是政府的事情，那是一个多么宏观的社会目标呀！但其实，人作为社会基本细胞，人的和谐不就是社会和谐的应有之义吗。当我们每个人都关注、参与到和谐社会建设中来时，和谐社会就离我们不远了。
一个志愿者朋友告诉我，他曾在贵阳街头做了一次100人的调查，有46人愿意做义工，36人表示愿意为公益事业提供支持。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能力范围内，在工作休闲之余，把目光投向社会公益事业，为这个社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作者： 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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