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影响东亚关系，求同存异促进理解和合作
主持人：我们都知道战后日本政府包括日本民众在心态上一直是一个很复杂的。日本从战后一直没有形成一个连贯的外交战略，您觉得就日本这个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来说，对今后的中日关系包括日韩关系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黄大慧：可以说这是日本人中国观的问题，日本人中国观也是很复杂的。如果从历史维度梳理一下可能更清楚一些。概括来说，近代以前，日本人是怀着一种敬畏尊崇的心理看待中华帝国。 近代以来，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战胜了，日本队中国观我个人认为发生了180度的转变。至此以后日本人看待中国，是一个蔑视轻视的心理，甚至发展到对中国的盟主的意识。二战中日本战败，标志着日本旧的中国观的扩展，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学者朱敬海讲的。二战之后日本被美国占领，日本看待中国更是受到美国的影响，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传统的轻视中国这种没有根除，并不是说新的中国观就诞生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此时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观念发生很大变化，喜欢中国或者对中国抱有好感的日本人明显上升了。
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日本人的中国观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影响。两国政府关系很好的情况下，日本人的中国观随之发生一定变化，这一点我们不能忽视。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尤其是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日本人对中国的好感度达到了战后以来的最高，甚至达到80%，和美国并列。日本人喜欢中国和喜欢美国在这个时期达到最好的状态。这是这个时期的中日关系，也就是处在所谓蜜月时期。但是这种情况在冷战以后发生变化，日本人对中国的好感度明显下降。
主持人：当时在对冈部达味专访中他说日本人喜欢什么会很极端的。他的喜欢可能像小泉那样达到一个极。战后中日关系往往不是从理性角度来分析，有很多感情成份，包括一些谢罪，或者一些心态感情在里面，您觉得这种日本极端小在外交方面会有哪些问题。
黄大慧：把日本人的对外意识喜欢中国和喜欢欧美国家作一个比较，我想可能日本人相对来说更喜欢欧美这些国家。但是我个人认为日本人并不是说特别的讨厌中国，比起日本人对待朝鲜，对待韩国，甚至包括对待苏联来比较，日本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喜欢中国的。这个有文化方面的原因，中日两国文化渊源流长，有很多共性。当然地理上的毗邻，经济上的密切的往来，还有人员的交流等等这些因素也有很大影响。
主持人：刚刚黄教授谈到日本国民的心态。在04年左右的时候，由于中韩之间的历史摩擦，韩国国民对中国国民的心态发生了一些转变。金教授，请问您如何看待中日韩三国的国民心态对于亚太外交关系的影响？
金灿荣：你谈到文化，这个超出我的知识范围了。但是1993年美国教授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以来，搞国际关系的人也知道文化是一个重要因素，是一个现实影响我们判断和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三国从文化上来讲，首先共性都是东亚文明圈，把儒家作为一个泛义解释，孔子的儒家有特定含义，只不过泛化了。如果从泛义化的儒家基础上理解，其实它们都是儒家。但是另一方面都各有特点，特别是近代以来，这三国都从西方引进了民族主义，而且如果按照西方的现代民族构建和国家构建过程来讲，这三国都没有完成。所以这就给三方关系互动带来了极其复杂的影响。冷战以后，某种意义上讲民族主义都是重新回到这三个国家，这给三国应该讲关系处理带来了复杂性。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讲，应该是这样，既看到文化共性，充分应用这些文化共性寻求合作，又承认差异性，然后妥善处理这个差异性。我们关注的焦点，就是把这种文化共性当成一种外部条件来正确对待它，但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是利益关系。从利益关系的角度来讲，三国存在着大量的共同利益，把这些共同利益用好，然后推进合作，在合作当中创造更大的利益这是我们从国际关系角度上来讲一种思路。
主持人：黄教授现在有一种观点，在中日韩三方关系当中，媒体报道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看到三国的国内媒体对于对方的报道可能都有一些感性的成份在内，并不是十分的理性和客观的。黄教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责任编辑：赵志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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