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美国对伊拉克政策正面临重大选择。

　　据俄罗斯《真理报》近日刊登的布什“语录”，布什在谈到伊拉克时说：“这些人试图动摇伊拉克公民的意志，希望我们离开……我认为如果我们果真离开的话，世界的情况将会更好……”矛盾的话语反映了美国最高执政者精神和思想上的一种矛盾状态。

　　自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逐渐陷入三大灾难之中。第一是伊拉克社会结构崩溃，重建艰难的灾难。萨达姆政权时期，尽管内在矛盾复杂深刻，但毕竟建立了一个可以基本保持社会稳定的国家和社会结构。美国摧毁了萨达姆政权后，各种矛盾浮出、激化、并结构化。伊拉克当前暴力冲突升级，民族、宗教仇怨升级。萨达姆垮了，但“鲁难未已”。10月份，3700多名伊平民、101名美国人在伊拉克死于非命，是近两年来的最高数字。美国在伊拉克推行的“民主模式”水土不服，说明美国的软影响力难以渗入伊拉克社会，反而成为打开潘多拉盒子之举。

　　第二是中东地缘政治的灾难。在伊拉克战争将打未打之时，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曾预言这将导致一场地缘政治灾难，他不幸言中。伊拉克战争后，什叶派势力势必上升，所谓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什叶新月带”隐然成形，与有历史宿怨的逊尼派国家之间形成潜在冲突的隐患。叙利亚与伊拉克有泛阿社会主义复兴党的政治渊源，这同伊朗与伊拉克的政治渊源有所不同，也可能产生主导权之争。所谓“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争逐之态，如果不能纳入良好的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之中，必然通过灾难来重构。

　　第三是美国国内的政治分歧灾难。随着伊拉克事态治丝益棼，美国国内对伊政争论也日趋激烈，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便是对布什政策的一个民意裁决。美国历史上有孤立主义传统，对伤及美国直接重大利益的事，能有举国强烈反应，如对珍珠港事件、“9·11”事件。对利益关系不太直接，又很麻烦的事，美国有退出的传统，如朝战谈和、越战抽身、索马里撒手。在进退失据的情况下，美国去留便成为主要议题。

　　伊拉克问题显然已成为美国政治、经济、道义资源大量流失的政治“负资产”。处置负资产的重要方法之一是挥刀一割，让损失有限化。从当前的种种迹象看，布什正在考虑从基督教或“民主”原教旨主义向政治现实主义转弯。首先，布什降低了对伊政策的目标，不再是建立中东的“民主样板”，而是一个可以“自治、自卫并维持自身运转”的伊拉克。其次，让拉姆斯菲尔德离职，以缓和外部攻讦，同时为政策转弯做组织铺垫。其三，由前国务卿贝克等人组成了一个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该小组今年9月与叙利亚和伊朗的高级代表举行了会晤。近日，伊拉克总统访问了伊朗。这些恐怕都是美国政策调整的征兆。

　　目前，美国的伊拉克政策选择有几个说法：一、默许伊拉克实际上的分治状态，但在当前伊拉克利益之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恐难避免内战。二、美军在伊拉克“堡垒化”，不介入伊内部纷争，最后顺势收拾残局。这种作法的可行性难测，而不道德性太过明显，会对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可信度造成重大伤害。三、对宿敌伊朗、叙利亚让步，调整姿态，寻求合作，以期降低伊拉克内部震荡的力度。这方面，台面下的动作已经有了，各方稳定伊政局的利益汇合也形成了，应是一种有可行性的选择方向。四、扶持一个世俗军人政权。但萨达姆垮台后，伊拉克世俗力量已经瓦解，想找强人而不可得。伊社会已经按照宗教、民族意识进行了再重组。

　　“进不求功，退不避罪”，是为将之道，也是为政之道。伊拉克的社会重建，只能在伊拉克的历史、文化、社会、地缘等条件下生成，美国应可看清这一现实了。美国应在这种认识基础上，寻找一条破坏性和伤害性最小的“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