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民镇上，艾滋病感染者不仅可以像正常人那样生活，而且可能生活得更好，甚至出现了艾滋病感染者资助健康人的奇观。

　　知识驱赶歧视

　　深秋的一个下午，阳光明媚，经过半小时车程，我们从四川资中县城抵达了公民镇。

　　蜀地兴喝茶、搓麻将，这个偏远的小镇也是遍地茶馆，处处方城。麻将桌旁，一个瘦瘦的中年男子起身迎接我们。他叫黄昌其，艾滋病感染者。握手、递烟，笑容可掬。

　　“要不要抢先一步与你握手，我还专门想过呢，就怕慢了一步，惹你误会。”记者说。

　　“却仍被我占据了主动是吧？哈哈……”黄昌其笑答，“如果还有这样的担心，那你到公民镇来采访还有什么意义呢？！”

　　“在这里，假若你刻意与我们艾滋病感染者握手，那可真变成歧视了。”黄昌其继续玩笑，“不要顾忌，不能用化名，照片请大胆地拍，不许马赛克处理，我要让外界看看，艾滋病人不是三头六臂的怪物。”

　　茶馆中，一名抱着小孩的村民凑了过来。黄昌其疼爱地捏了捏小孩肉肉的面颊，孩子的父亲毫不在意。

　　1995年，黄昌其在地下血站卖血时染上艾滋病。担心受到歧视，他与镇上绝大多数感染者一样，迟迟未敢公开自己的病情。

　　“但那时候村民们已经知道镇上有艾滋病感染者，而且是一批。有一个感染者叫李孝清，是全国第一个公开身份的艾滋病人，他发病时半边脸都烂了，眼睛烂没了，样子极其恐怖。这在镇上造成了恐慌。歧视相当严重，村民们把所有卖过血的人都怀疑成感染者，排斥、抛弃。”黄昌其说，“当时只要我一走到茶馆门口，里面的人一哄而散，哪里还敢这样去逗人家的小孩子啊！”

　　“那时候，镇上的理发店都拒绝给我们这些卖过血的人理发，感染者绝大多数都留着很长的头发，不得不到几十里路外的县城理发。有个感染者坐了邻居的一条板凳，邻居第二天就把凳子扔了。”

　　资中县疾控中心李英中书记回忆说，恐惧不仅存在于民间，“1995年刚发现感染者时，即便我们疾控中心，对艾滋病的防治也缺乏相应的科学知识，除了对感染者给予50％的医药费支持外，当初并未找到切实的解决方案。”

　　吴晓敏在成为中英项目资中县办公室工作人员前就是资中县疾控中心的官员，他坦言：“我第一次去艾滋病感染者家里调查，不敢进屋，把感染者叫到屋外的菜田里问话。第二次依旧不敢进屋，到了第三次才‘硬着头皮’进屋抽血化验。”

　　在这种自上而下的对艾滋病的恐惧影响下，感染者更不敢曝光。为防止艾滋病扩散，资中县不得已采取了一些变相限制感染者自由的方式，“比如，把感染者的身份证收缴上来代为保管”，李英中说。

　　在发现之初，由于感染者并未进入发病期，矛盾并不突出，但到了2001年，感染者相继发病，矛盾开始凸显，李英中说，感染者生活窘迫，个别感染者的家属喝农药自杀，还有的感染者被家属抛弃，对社会产生敌对情绪，出门带着刀，对人戒备，甚至扬言炸桥。

　　一个5万人口、原本安宁的小镇从此不得安宁。资中县在2002年对部分感染者的调查发现，感染者家庭人均年收入在400元至1500元之间，户平均欠债4640元；一些感染者因为日益严重的歧视，不得不背井离乡。

　　黄昌其当时也不得不含泪外出务工。2002年，中英项目在资中正式开展，将消除歧视作为试点的重点，首先着力开展的就是针对艾滋病防治知识的普及培训。首批列入艾滋病宣传培训的人员是包括县长在内的县政府各部门官员，并且将这项列为年终考核目标。随后接受培训的有镇、村、社基层干部，卫生技术人员、中小学教师、公安干警、感染者及其家属等各种人群。有资料显示，截至2006年6月，项目办公室共举办各类培训班42期，总计培训人员4000多人次。

　　吴晓敏说，如果不首先解决当地干部的问题，对群众做再多的工作也是白搭，在中英项目的资金支持下，工作人员利用地方媒体、群众赶集等一切平台和机会展开宣传，宣传车甚至开进了山村。

　　“只要一看到穿制服的，多半就是来宣传艾滋病知识的。”黄昌其说。为了打消干部和群众的恐惧心理，培训人员抓起感染者刚喝的水杯就饮，“与感染者见面，我们迎头就是一个拥抱。”李英中说，通过这些工作，不到半年时间，群众就对艾滋病有了正确的认识，歧视开始消除。

　　黄昌其在中英项目开展后不久回到了家乡，迎接他的不再是当初戒备的眼神，“我这才公开了自己感染者的身份”。

　　为解决黄昌其的生计，村干部在群众的建议下，召开村民会议，民主决定将村里闲置的鱼塘无偿送给黄昌其经营。

　　“乡亲们经常来帮我忙，鱼的销路比健康人的鱼塘还要好，而在项目开展前，感染者种的菜都没人敢买。”这个鱼塘每年给黄昌其带来数千元的经济收入，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

　　鱼塘在村里梯田的上坡，每逢干旱，他就将鱼塘挖开一个大口子，把水灌进村民的农田。“这在以前，我们在茶馆喝的杯子，人还没走，就被老板扔进垃圾桶了，老板连钱都不敢收。”

　　黄昌其时常帮村民收割粮食，他的自强、自爱得到了村民的认同，不久便被村民推选为村组队长。

　　“我说我一个感染者恐怕有负众望，因此竭力拒绝，但大家不答应。”站在鱼塘的田埂上，黄队长满面春风。

　　李本才“复活”

　　在感染者生产自救方面，38岁的李本才堪称典范。

　　这是一个双休日，公民镇上赶集者摩肩接踵。瘦瘦高高的李本才不时与熟人打招呼。他的“长明茶馆”前，喝茶聊天的人坐得满满的。这些茶客都知道这是一家“艾滋茶馆”。

　　长明茶馆是镇上名声很响，店里“尊重人的尊严”几个红色大字正对街口，分外显目，墙壁上贴着艾滋病传播途径的宣传画，橱柜内还有文字与图片两种形式的艾滋病宣传材料。

　　这些都是李本才自己置办的，长明茶馆已经成了公民镇上的艾滋宣传编外站点。细心的李本才介绍，图片是为了照顾那些不识字的人。

　　前一天李本才刚从北京飞回来，“中英项目在北京举行总结大会，分别从云南和四川邀请了两名感染者上台发言，我就是代表四川的那个。”

　　李本才在感染艾滋病病毒前是一个地道的“血牛”，15岁时就开始卖血，“就因为一个穷字！”在打听到某地的地下血站可以不限次数卖血后，李本才与数名亲属一同出门。“抽一次血50元，有时候一天抽好几次，刚在这个血站卖完血，吃个鸡蛋、喝点盐水，又马不停蹄赶到另一个血站。”李本才回忆。

　　这是1995年，公民镇上的悲剧也由此开始。李本才第二年去南方打工，他又一次想到卖血，结果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毒。

　　“我对这个病并不了解。只知道会死人，好像是生活不检点的人才会得，因此刚得到消息，我还纳闷，还是厂里的领导提醒我是不是因为到地下血站卖血感染的，在我之前，厂里已经有这样的例子了。”

　　李本才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妻子李秀华，夫妻俩抱头痛哭。李本才提出离婚，被妻子拒绝了，两个人收拾行囊回到了公民镇。

　　后来得知，他是镇上第二个被确诊感染的人，在他之前，一同前去卖血的卿舟维率先被发现感染。

　　卿舟维回述这段过程依旧唏嘘不已。他当时已经在东北某地打工，同样在当地去卖血时被检测出。

　　当地警方通知他接受调查，但一同的老乡劝他赶紧逃跑，“他们会把你扔进森林里的。”老乡的话让卿舟维不寒而栗，他连夜逃回四川。

　　一路上，他总觉得别人看自己的眼神都是异样的，卿舟维还没到家，他感染艾滋病的消息已经传遍公民镇。“一起务工的老乡在我走后，纷纷打电话回四川，要家里人远离我，说这病会感染。”

　　卿舟维不敢露面，他在一天夜里抄小道溜回家中，夫妻二人悲痛之极，年迈的父亲见得了“脏病”的儿子归来，绝望之中竟用头撞墙想一死了之。“当时，因为我们到池塘洗衣服，村民们就不再敢用池塘的水。”

　　李本才在回到公民镇后，立即悄悄通知族里卖过血的亲戚赶紧做检测，结果有6名测出感染艾滋病病毒，包括他的父亲、哥哥、叔叔。资中县疾控中心李英中书记介绍，当年，公民镇一共被检测出60名感染者，几乎都是男性，而且往往都是一家子被同时测出。

　　鉴于卿舟维的遭遇，李本才他们一致死死隐瞒了自己的身份，疾控中心也严守秘密。但因为所有卖过血的人都被大家怀疑，歧视不可阻挡地扑来。

　　有一次走在大街上，一个女的对她的孩子说，离远点，他走路扇的风都会传染的。”李本才感慨万千。

　　李本才的女儿在学校被同学骂为“艾滋娃”，没有同学与她交往、同桌，甚至郊游和午餐也被同学拒绝。“娃娃变得非常内向，沉默不语。”李本才说，他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带着妻子背井离乡。

　　中英项目在资中县、公民镇都分别设有项目办，公民镇项目办的崔红刚介绍，感染者与主流社会形成了两个格格不入的群体，感染者为了谋生，甚至拿着针管冲到他家里威胁，要求开好药。“他们想开药出去卖。我当然不同意。”崔红刚告诉记者。个别感染者甚至以“我是艾滋病，我怕谁”为由帮人打架。

　　陪同我们一起采访的资中电视台记者刘艳平几年来一直跟踪拍摄感染者的纪录片，被感染者亲切地称为“刘姐”，所有的困难者都会在第一时间找到刘艳平。她已经成为了感染者与外界沟通的一个桥梁，刘艳平回忆，当时有个别感染者甚至把赌博用的老虎机放在别人的茶馆内牟利。

　　2002年，中英项目在消除歧视方面取得了根本转变后，李本才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并从村里搬到了镇上，租用了镇上一处民房，开了这家长明茶馆。

　　“长明”是他的乳名。从卫生部到四川省，政府官员数次前往长明茶馆视察，艾滋形象大使濮存昕还亲自为长明茶馆题词。

　　“生意甚至比健康人开的茶馆都火爆。客人都是冲着李本才来的，起初是想看看感染者到底什么样子，后来发现没啥可怕的，都想和他一起搓麻将、喝茶聊天。”妻子李秀华说。

　　感染者救助健康人

　　李本才起初只想独善其身。2002年，由中英项目支持，部分感染者赴京参加“红树林支持组织”的活动，李本才大受启发。他发现，居然是北京的一个感染者用自己的力量组织活动宣传艾滋病的防治，“我很羞愧”。

　　北京归来后，李本才开始召集其他感染者商议生产自救。此时，资中县也开创了一系列针对感染者的救助政策：感染者所有的治疗一律免费；县税务局对感染者的创业免征税收；县畜牧、农业局对感染者实施技术培训并赠送家禽、家畜、种子；县教育局免去感染者子女的就学经费……

　　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都利用各自的渠道在多个领域对感染者“一路绿灯”，甚至感染者的水电费用也被减免。

　　这些政策中的一些后来为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和“三个一”原则提供了依据，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建立前，资中县还率先实行对感染者每月资助100元的政策，后来在四川省领导的指示下增至130元。县民政局还负责对艾滋病人的火化经费支持，每户补贴700元，这些都对感染者的情绪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正好一个蜂窝煤厂准备转手，我们就接了过来，但当初并不顺利，第二天，主动力电线就被不理解的人掐断了，防尘墙、上下水管也被破坏。”

　　刘艳平告诉记者，这个蜂窝煤厂当时实行一个政策，所有的“干部”（当然都是感染者），一律在盈利前义务服务，不领取工资，而艾滋员工则计件领取薪水。

　　按照当时的情况，蜂窝煤厂要实现月销售6万个蜂窝煤才能保持盈利，但当时由于群众不理解，第一个月只卖出去2万个。

　　“群众害怕我们生产的蜂窝煤传染艾滋病毒，有些村民说我们用过的水都会传染。”李本才说。

　　资中县各级部门以及中英项目办的工作人员开始印制大量宣传画，走上街头宣传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打消大家的顾虑。终于，当李本才开着拖拉机，放着“好人一生平安”的歌曲，再次来到公民镇上时，蜂窝煤被抢购一空。

　　由于农村电力以及煤气罐的普及，不久之后蜂窝煤厂亏本停产。但这次创业却极大地鼓舞了感染者。李本才成了感染者致富的领头羊，在他开办茶楼后，一批感染者相继开起茶楼，感染者李孝春是李本才的堂叔，还在镇上开了一家面馆，生意比周边健康人开的的店铺都好。

　　在“长明茶馆”，人们现在已经不再像当初那样为了支持李本才而去喝茶，李本才被镇上人亲切地叫为“李总”。

　　“李总”告诉记者，他现在的年收入有几十万元，英国首相布莱尔接见他时，问他：“你知道世界上有个英国吗？”李本才风趣地回答：“首相先生，对不起，我不知道世界上有个英国，但我知道有个英镑。”一席话引来布莱尔开怀大笑。

　　李本才和一批感染者获悉一名教师生活困难后，资助了400元，一时间成为公民镇上的美谈。一个艾滋感染者资助一个健康人，这让人们有些意外。长明茶馆墙壁上贴着一封感谢信，正是这名教师写的。

　　李本才说，把这封感谢信贴在茶馆内，并不是为了邀功，为的是激励更多的人。艾滋病感染者不仅可以像正常人那样生活，而且可能活得更好。

　　他的女儿今年已经15岁，在镇上念初中。刘艳平给我们看一段录像，小姑娘在一张纸上写着：我痛恨老天爷，为何让我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我宁愿没有钱，也不要……

　　那是项目开始之初拍摄的。现在，他的女儿时常领着同学到家里来玩，“有时候还要我烧一些吃的带到学校分给同学吃”，李秀华开心地说。

(责任编辑：张静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