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我想对您说
作者:陈则慧
据说,来到世上的人都属于幸运的,这种“中奖”的概率比买体彩的特等奖概率还低得低。
应该说,我属于幸运中不是很幸运的人。然而,我将我这幸运人的不幸故事偶尔讲给朋友,倾诉我的内心秘密,人们听后都觉得是美丽的谎言。
在我三四岁的时候,左腿患小儿麻痹症,紧接着父亲被打成“右派”加“现行反革命”而锒铛入狱,母亲被迫改嫁他乡,我从城市居民变成了农民……那是什么日子,只有过来人才知道。到了“文革”,三次掇学二次跳级的我小学才毕业,就再也进不了学堂了。
继父是山沟沟里的林业工人,母亲离开海南后就失去了工作,后来又有了两个长得象模象样的弟弟,我成了妈妈的“包袱”。在多次的磕磕碰碰之后,多余的我未成年就被扫地出门。妈妈说,你该回自己的“家”了。我拖着残腿,肩上挑着的是一床旧棉被,只有被面没有被里,我妈说,被面和棉絮是我亲生父亲留下的,被里是她家的,你姓陈的没有理由拿李家的东西。担子里,还有一只没了一边耳朵的锅,一双筷子两只碗,几件破旧的衣服,回到了祖厝闽东北古田县的小村庄横洋。
那是我曾祖父的旧厝(家父是归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我祖父肩上一头箩筐装着我父亲一头箩筐装着衣物,祖母牵着我伯伯,从古田走到汕头,漂洋过海去了沙捞越。后来父亲回国求学,也难得光顾这破厝。多年没人居住过的破厝,楼板向中间拱起,百多年的土墙裂了一道拳头可伸进伸出的缝,晚上不要点灯也能看见屋内的一切。身上没有一分钱,我只好卖了那条父亲留下的被面,好心人给了1.70元,买了5斤糙米(那时农民私下卖的早米才0.17元),一筐软木炭,捡几块破砖头垒了个灶窝,点燃起了我对生活的希望。在祖家起点,打过短工,捡过猪屎(生产队做肥料),挖过野菜苦笋,能干的活,我都干过了,能吃的苦,我都吃过了……
当时,农村人嘴快心直,多为我打抱不平:“没见过这么狠心的女人,不就是多一张嘴吗?”
“虎毒都不食子呐,何况还是一个得疾(残疾)的孩子。”
“听说过狼孩吗?说是人妈妈不要的孩子,狼妈妈还叼去给喂狼奶呢。”
……
没有人相信,我母亲能做出这样的决择,因为,她是我父亲的填房,17岁的她进入陈家,就成了两个失去母亲孩子的后娘。因为是后娘,她盼着有自己的骨肉,没想到,一直到她30岁那年,才有了我,那是多么宝贝啊,那么可能离开她的羽翼,更何况是残疾的孩子?
在那饿过、冻过,甚至被人凌辱过的日子里,我恨过我的妈妈;后来,我老想,恨什么呢,再怎么着,也是自己的亲妈呀;再后来,我想通了,妈妈也许不是坏心,妈妈哪能对儿女使坏呢,说不定是妈妈有意试试我能不能自食其力呢?
艰难困苦的环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经受不了自然和社会的磨砺。没有选择的生活,却有着诸多选择生存的机会、选择立业的良机。
《红灯记》的李玉和在日本鬼子高压下赴“宴”时,“临行喝妈一碗酒”,说是有了这碗酒,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我妈没给什么酒,就是多抽了我几竹鞭子,把我赶出了家门,让我自己去找活儿,去觅食。
有一点能感到欣慰的是,我从来没靠过父母兄弟。父亲因为有着“右派”、“现行反革命”双重身份,直到1985年才彻底平反,而我恰恰是那年破格录干。
谁也不曾想到,我虽然有五个兄弟姐妹,但哥哥姐姐与我是同父异母,两个弟弟跟我是同母异父。命运注定我这一辈子是十三不靠,只有“自谋出路”、自建家庭。
谁也不会相信,我这一条半腿的,会当过鞋匠、剃头匠,学过篾匠、细木匠,修过马路、打过石头、放过炮,炸过油条、蒸过胖糕……我肚子里的一点墨水,是靠公社供销社废品收购站“走后门”买回的文革前的旧书刊,一点一点自学上路的。记得1976年“四五清明节”事件发生后,诗词风行神州大地,我选择了六十五阙苏轼、白居易、李清照、陆游、辛弃疾等名家的词,用我的一手不错的魏碑体刻印了词谱油印小册子到福州等地的街头角落摆过地摊,一本油印小册子,三、五毛钱还算有点“利润”,关键的是我自认为能给当时大片的文化荒漠增添一丝绿色。令我难堪的是,当我背着百把本《词谱》辗转到南平街头的科普画廊下贱卖时,遇上了戴红袖箍的纠察队,把我和街头搞小买卖的“投机倒把分子”一起请进了队部。我极力恳求他们放我一马,他们中的一个头目,翻了翻油印小册子,看到了“虞美人”的词牌,他不认得“虞”字,便大声么吆喝道,你看,你在搞什么美人,还不是宣扬封资修吗?统统没收!
我身无分文,连一个破包也给扣了,在逃票回古田的途中又遇上列车员查票,躲在厕所里薰了老半天的臭气……
在风险莫测的江湖海河中,我学会了迎风斗浪,学会了生存。尝过难言的苦楚,受过非人的凌辱,当然,也遇到过许许多多的好心人,是他们向我伸出了温暖有力的手,我才有过自强的得意,才能获得成功的喜悦。很多人都说,这就是我一生积攒的最大的财富,这不仅仅是我这一辈子戏剧创作的“库存”。二三十年后,妈妈对邻居说,“我生了三个孩子,没想到最有出息的还是‘得疾’的孩子。”
我算“出息”吗?
我常常这么想,要不是妈妈赶鸭子下水,我能自学有成,能在1985年被省人事局破格录用为国家干部吗?能靠自己的能量走向城市吗?
如果妈妈不是赶鸭子下水,我能小有成就,成家立业吗?
尤其是我女儿出生时情景让我感触颇深,妻子夜晚11点推进产房,呼天抢地哭喊到第二天七点半,女儿才来到人世,那是在地狱之门的苦苦求生。你说,做母亲的容易吗?
再说了,妈妈家当时过得也不容易,继父38.5元的工资,那么多只等着添饭的碗,能顾得上多少人呢?
很多路,是被逼着走出来的。被人逼迫,不能简单地看成是一种灾难,往往起死回生也就在灾难之中。那时节我为了生存,顾不得去怨恨谁,拖着一条残腿原本就难,还戴着一顶“黑五类子弟”的帽子,只有走出自己的路,才能生存下去。我踩出了自己的足迹,难道就没有妈妈的良苦用心?
父亲坐了11年冤狱,后来一直在劳改农场就业,也因为他文革期间一直呆在劳改农场,免去了他回乡“改造”的劫难。他一生吃了那么多苦,临终时留下的遗言,还一直叮嘱我要听共产党的话,多写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的作品。还一再嘱咐我,不要去记恨人家,做人要学会宽容、宽恕。是啊,别的人家都不能记恨,还能记恨妈妈?在那种年代,我是黑五类子弟,是社会上人们唾弃的“狗崽子”,你去哪儿乞求温暖,讨取公平?
后来的我是幸运的,若不是妈妈赶鸭子下水,我能有那么多的经历?能遇上那么多的好人?能有今天这么好的创作环境?生活给了世人同样可以展示自己的舞台,在我演绎人生的一个个故事中我悟出了,母亲不是逼鸭子上架,而是赶鸭子下水。是鸭子,早晚都要下水的,不就是早了点吗?如果当时妈妈给了我一个安逸的环境,赐给我一串安逸的日子,我又会怎样呢?
我曾回祖家横洋,看过倒塌了多年的祖厝,后来也匆匆看望了已年过八旬的妈妈。继父去世后,没了赖以生存的退休金,由于相隔甚远,只能承担母亲的生活费用,只是无法在妈妈身边省事晨昏,让她享受天伦之乐。
2005年冬的第一次寒流到来的时候,弟弟来了电话,说母亲重重摔了一跤,起不来了。由于交通不便,次日午后赶到,母亲已是弥留之际,我轻轻呼唤着她,母亲许久才睁了睁无神的眼,喉咙咕噜咕噜,舌头仿佛短了许多,发出的声音含糊不清,不知是想跟我说什么,还是发出内心的苦楚……一路颠簸中想好的话,居然一句也说不出来。是啊,我该说些什么呢?
跟她说,2002年的5.28,我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小礼堂,作为三明市文艺界第一个在这神圣的殿堂领奖的幸运者,从铁木尔副委员长手上接过沉甸甸的第二届中国戏剧文学奖的银牌;跟她说,我创作的《鸳鸯湖情事》曾入选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戏剧选》是三明市第一人;跟她说,我的新作《买牛记》刊载《剧本》月刊2006。8期也是三明市第一人;跟她说,跟她说,我的剧目《回春》、《假酒真情》曾蝉联福建省文联和剧协举办的“水仙花”戏剧奖创作一等奖……
据说,老鹰在做窝的时候,衔来木枝架构了坚实的窝,再用羽毛填充的舒适温暖,迎接着雏鹰的破壳。当雏鹰长出羽毛时,老鹰就一支一支地抽去窝中的羽毛;在雏鹰的翅膀逐渐丰满时,老鹰就一根一根地抽去木枝,让小鹰失去依赖的窝棚,逼着小鹰离开父母,去觅食,去飞翔,去搏击风雨……
所以,我一直想着跟母亲说,我要感恩,感恩的不仅仅是妈妈,更多的是在感恩社会一直关爱着残疾朋友的好人! (责任编辑:王玲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