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怕警察
作者:郑三皮
现在,吃穿不愁,还有什么梦想,对于胆小的我来说,那就是不再怕警察。
在过去的年代,没几个人不怕警察。坏人怕是当然的,好人也怕。记得小时侯,村里的妇女吓小孩不是说医生来了,就是说警察来了,并且每每见效,哭闹的消停了,淘气的老实了。 其实,除了在露天电影里,农村人很少能见到真正的警察,顶多是联防队员。警察的威力可见一斑。
我第一次怕的警察是乘警。1984年我考入了县城高中,从家到学校要坐1小时火车,票价2元,这可是个大数,每月往返1次,农忙时每个礼拜都得回家。一年下来,得多少钱?那时我每月的菜钱才5元。唯一的办法就是逃票,集体逃票,一旦被抓,也是法不责众。其实更准确的表述是赖票,乡里的车站没有围墙,车一停,我们就混在菜贩子队伍里使劲往上挤,只要上车了,就算成功,因为到县城出站,绕行300米就能出去。车上也总查票,而且我们的书包和米袋子(带米到学校换饭票)就是标志,“和尚头上的虱子—直捻”,但我们自有妙招,任列车员骂,任列车长损,就一个字,赖。学生,没钱。当然,我们也有怕的,那就是乘警。他们比我们更高:以暴制赖。一是趁火车还未开或刚刚启动把我们推下来;二是到站了抓住我们不让下,过一站再把我们赶下来;三是翻我们的口袋子、米袋子、鞋窠子,把仅有的几元菜钱拿走,侦察手段相当高。有一次,我从火车上被推下来,摔破了膝盖和裤子,那可是我考上省重点高中新做的裤子,膝盖摔坏了能长好,裤子摔破了长不了。那种心痛和恐惧的感觉至今尤存。
我第二次怕的警察是民警。1988年2月,我过完大学第一个寒假返校,上初中的弟弟和他的两个同学跟我到省城买书。在八一广场附近的一个书店,弟弟和同学被冤枉偷书,送到派出所被警察打得鼻血直流,后来书店里的人到派出所说是别人偷的,是误会。我赶去接弟弟,要求警察道歉,那个警察说,别以为你念了几天大学,知道维权,再罗嗦,连你一起打,吓得我们自认倒霉,赶紧走人。
大学毕业后,知识多了,上班了,交税了,知道警察是公仆,人民是主人,是纳税人,是老百姓养警察,警察应该怕老百姓,而不是老百姓怕警察这些道理。有了以上两次经历,我对警察是心有余悸,主人的感觉来得很慢。
慢归慢,但我对警察真的没有以前那么怕了。记得前年曾在报纸上看过这样一篇报道: 2004 年 11 月 17 日午后,家住某市五一路, 87 岁的老太太,因为一个人在家寂寞,就想出去走走,可年迈的老太到了繁华的五一路之后,就迷路了,找不到了回家的路,好心的群众拨打了 110 ,警察迅速赶到,但是老太有些痴呆,只知道自己姓马,迷了路回不了家,其它的全然不知。民警小刘和小张只好带着马老太沿着城区的几条主干道一路打听,最后绕市区走了两圈,将所有的道都走遍了,才把马老太送回家。真有点像外国警察。去年,我的邻居把钥匙忘家了,进不了门,这位老兄也打了110,警察还真帮他开门了。心想,现在的警察真是不一样了。
《南方周末》曾搞过一个调查,群众认为公安机关执法行为 “公正”的为10.4%, “基本公正”占66.8%,合计为77.2%;对公安民警对待群众的态度,86%的受访者表示“基本满意”或“满意”。 受访者五成以上感觉变化最明显的是“公安民警的服务态度转好”和“办事环境比以前好”。
还有两件事给我很大的鼓舞。一是延安有一对夫妻在自家开的诊所看黄片,先是被警察传讯并没收了影碟机,后来警察不仅返还了影碟机,而且赔礼道歉。二是重庆市彭水县教委人事科科员秦中飞,2006年8月15日,他写了一条名为《沁园春·彭水》的短信(马儿跑远,伟哥滋阴,华仔脓胞。看今日彭水,满眼瘴气,官民冲突,不可开交。城建打人,公安辱尸,竟向百姓放空炮。更哪堪,痛移民难移,徒增苦恼。官场月黑风高,抓人权财权有绝招。叹白云中学,空中楼阁,生源痛失,老师外跑。虎口宾馆,竟落虎口,留得沙沱彩虹桥。俱往矣,当痛定思痛,不要骚搞),居然敢讽刺能管警察局长的县委书记和县长,2006年9月11日被逮捕,9月28日被取保候审,10月24日彭公安2006第4号作出撤消案件决定,并支付2125.7元国家赔偿金。警察认错之快,纠正之及时,的确是出乎意料。
真希望这不是个案,而是对执法监督的普遍完善,对人和法律尊严的真正维护,果如此,我们真的没有什么理由再怕警察。 (责任编辑:王玲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