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电影的娱乐性已经被广泛接受，几大名导的作品，都在围绕票房制造着娱乐化的电影作品。冯小刚为此还总结了一套“心经”。国际化的包装和造势手段也不断翻新。电影走得快一些，也是为了吸引观众掏钱买电影票，颇有几分被电视传播手段“逼上梁山”的感觉。相比之下，电视剧的娱乐化进程却有些不紧不慢。主要原因似乎有以下几点：电视剧的导演多半是半路出家，专业化程度不够，一线的电影导演无暇涉或不屑顾及这个领域；没有专业的电视剧策划队伍，从话剧编剧和小说家转行来得比较多，而且没有策划集体，多半是单打独斗；电视传播媒介多数还处于“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的强势地位和垄断经营的状态，电视台的体制比较复杂，财政事业拨款还没有最后退出，市场意识还没有成为唯一的选择和自觉地行为。

　　根据资料显示，韩国的电视台在某种程度上比较依赖电视剧的生产来维持收视率。电视剧的生产制作实现了工厂化，而且和中国的以导演为核心不同，编剧在电视剧的制作中处于核心地位，而且既有一个编剧的单独创作，也有专业的编剧班子集体创作。在美国的情况有些类似，前一段美剧收视排行榜上著名的《迷失》就是集体的策划，《疯狂的主妇》、《白宫风云》、《整容室》、《六人行》，许多剧作是边拍摄，边制作，过程几年甚至十年。那些编剧们非常的专业，不仅技巧纯熟，而且纵横捭阖目光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知识囊括科学的各个分支，那种在第一集就牢牢抓住观众眼球的创意快感是让人羡慕的。

　　最近恰巧看了两部家庭情感剧，一部是王海鸰的《新结婚时代》，正在北京电视台播出；一部是韩国的《结婚》，正在凤凰卫视播出。我突然意识到，随着“创意产业”的不断被强调，中国的电视剧编剧也在慢慢出位，编剧手法不断向国际通行的规则靠拢。我总觉得，电视剧的创作，编剧应该居于主导地位，电视剧的生产周期和特点，也决定了其中有比较明晰的套路。我泱泱大国，电视剧的生产不仅要满足于自娱自乐，而且要逐步占领国际市场。从亚洲来说，先是日本，后有韩国，接下来无论如何应该属于中国。仅就家庭情感剧来说，两剧比较，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尊重社会主流文化的价值取向，是参与国际竞争的一个手段。

　　电视是一种大众传播手段，电视剧是给大多数电视观众欣赏的。个人感受式的，另类体验式的，过于闭塞的民族化倾向都应该避免。也许许多人认识不到这个价值标准。举例来说，《渴望》曾经万人空巷，可是不能参与国际竞争。因为，不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很难理解文革是什么，文革给中国人带来的沉重是什么。我们所说的社会主流文化的价值取向，必须是一个国际通行的价值标准。《新结婚时代》就是讲述了国际化大都市北京发生的家庭情感故事，顾小西和何建国都是生活在这个大都市里的青年男女，他们的思想和意识都已经体现了一种发展和变化了的、时下被众多中国大众接受的价值观念。剧中的矛盾、差异正好处于这样的背景里，也正是这种现代中国式的戏剧冲突，可以获得处于同一背景下的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们所理解和共鸣。在这个意义上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国际的。顾小西和何建国的婚姻由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差别带来的困扰，因此也就可以被广泛的理解和认同。韩剧《结婚》表现的内容，也是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背景里，老一代的思维模式和新一代的思维模式之间的矛盾和融合，民族色彩浓烈，尽管是结婚生子的家长里短，也可以得到中国观众的共鸣。

　　二、好人与好人之间的戏剧冲突，以及冲突之间的多层次结构。

　　《新结婚时代》里，顾小西和何建国都是好人，他们之间的冲突都有非常合理的理由支撑。何建国对于农村父母兄长的服从和忍让，虽然过分，但是合理；顾小西对于何建国做法的反感，也和她的成长经历有关。何建国的父亲和哥哥是好人，顾小西的父母和弟弟是好人，简佳是好人，那个“大款”刘凯瑞也不是坏人，只是各自的价值观念有所不同。《结婚》里的娜英、载元、恩善、载俊、载顺、郑父、郑母、奶奶、娜英父母无一例外都是好人，不同的家庭教养、两代人不同的价值观产生出戏剧冲突。无论是《新结婚时代》还是《结婚》，在主要的戏剧冲突之外，都围绕人物的血缘关系和社会关系，自然演绎出不同的人物性格冲突。《新结婚时代》里由顾小西的同事简佳，带出了与刘凯瑞的情感纠葛，涉及敏感的“二奶”话题；何建国的哥哥则带出民工问题。《结婚》里则有载元母亲和那英母亲青年时期的宿怨，载俊对娜英的单恋等等。这些不同层次上的情感和性格冲突纠葛在一起，交互作用，互为前提，使得整个剧作看点丰富，波澜不断。

　　三、人物的行业背景和社会的时尚元素。

　　好看的电视剧，作者不会轻视人物的行业背景。现代社会一个人的职业不仅是一个风光和体面的拍摄环境，而且左右着人物的价值观和时尚的程度，制造着精彩看点。医院和医生，是许多小说和影视作品共同的选择，顾小西的妈妈和载元的弟弟载俊都是医生，现代化医院的背景与职业时尚有关。顾小西和简佳是某著名出版社的编辑；娜英和载顺是广告创意公司的职员，他们都敏锐、敏感和前卫。何建国是IT精英，载元是汽车销售专家。人物职业背景的选择，不仅使电视剧画面效果拥有丰富灵动的色彩，而且具备了现代社会知性和情感原创动力。至于中国情人节里的“蓝色妖姬”、韩国年轻人卡拉OK的疯狂玩法、时尚手机作为小道具、电脑的沟通、传统结婚仪式的重新流行以及现代服饰的选择等等，都构成了比较前卫的时尚氛围。电视剧当然是给大众看的，但是年轻人的喜好，往往是流行的决定因素。两剧成篇的时间接近，谈不上相互模仿，只能说创作者在各自的实践中形成了极其类似的共识。

　　四、情感冲突的密集化和剧作的高度凝练。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影视剧的观众群越来越训练有素，创作者几乎不用考虑观众是否可以看懂得问题，省却一切画蛇添足的交待过程。《新结婚时代》顾小西与何建国的家庭纠葛，随着何父不断进城找顾家办事，如同水波一般，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顾小西和何建国的情感不断地修复又不断被破坏，达到了调动观众不断产生共鸣。《结婚》里娜英和载元两个“大龄青年”的婚事夹在父母的恩怨当中，成了一对可怜的“苦命鸳鸯”，诸事不顺，按下葫芦浮起瓢，应接不暇。这种珠落玉盘的创作手法，是现代电视剧生产不可或缺的，汤浓料足，让人不断品味和赞赏。

　　五、电影化音乐铺陈和正剧创作喜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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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剧的创作越来越向电影靠拢，从化、服、道到灯光运用，越来越精致化、通透化，美轮美奂。从编剧角度，注重给音乐的铺陈打好基础，是现代电视编剧的一种意识和自觉。《新结婚时代》的开头，就是从花店的“鲜花速递”开始的，也是在“鲜花速递”中结束的，“蓝色妖姬”本身就营造了一种梦幻般的浪漫气氛。主要人物独处时，音乐准确则衬托出特定的心境。韩剧在这方面似乎作的过头了一些。至于喜剧化效果，韩剧运用比较成熟。《结婚》里娜英和载元之间“大叔大婶”的爱情青春化以及载元的父亲败家子式的“创业”，都是制造笑声的来源，而这种喜剧化效果则更加深刻地刻画了人物。《新结婚时代》已经开始在正剧中调和喜剧因素了。何建国的父亲令人哭笑不得的做法和过时的观念以及出版社发行部主任的“清醒和聪明”的职业习惯，都不断令人发笑，只是这种笑包含了太多的沉重。因为我们是一个历来不缺乏沉重的民族。

　　其实，以上的总结和剖析，显得多少有些过于实证化。但是，中国电视剧编剧的职业化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没有源头，哪里有甘泉。也许一切探讨都有价值。

(责任编辑：赵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