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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神童”如今是名自由职业者，目前在家教的岗位上实现价值。
沈 煜摄1982年正在上大学的张方。
（资料照片）
张方，上海首位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学生，曾被誉为“神童”。20多年过去，昔日小明星如今步入中年。在中科大首届少年大学生中，张方的道路走得最为特别。他逃离原先分配的工厂，失去户口，走南闯北，长期打零工，在体制外游离——这段经历，让很多人认为他的人生至少不算成功。张方却很坦然：照自己的想法真实地活着，能干自己想干的事，享受到了自由发展的乐趣
“神童”
一个能解微积分的小学生
虽然只有41岁，但张方显老一些，开始谢顶了，这样就突出了他的前额，给人的第一印象，这人似乎聪明绝顶。当年“神童”，而今步入中年，从18岁大学毕业“闯荡”社会，张方已是宠辱不惊。
“我哪里称得上神童？智力与一般人无异。”也许是不想给自己太多压力，张方总是先否定自己。
在父亲张政眼里，张方不如小儿子张量聪明。
“张方从小就老实，看到什么就说什么。很倔，认定的道理就不会改变。”按照张政的说法，正因为张方智力一般，自己在他的学习上花费了更多精力。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政读到美国教育学家布鲁纳的著作《教育过程》。“《教育过程》有个观点，认为采用一定的教法，有可能把自然科学和数学的基本观念教给比传统年龄小得多的儿童。在这样的早年，有条不紊的教学，能够为儿童学习基本概念打下基础，日后加以利用，可对中学阶段的学习大有好处。”张政大受启发，开始自编教材。
每天张方放学回家，张政就开“小灶”给他补数学。
“所谓补课，就是教我一些超过学校教学大纲的内容。”张方说，“那个时候，基本上是白天在学校玩，放学回家再学习。”到小学五年级，张方已经学习了大学微积分、向量代数和空间解析知识。
因为内容不一样，张方在数学上的突飞猛进，并没在小学发挥出来。惟一表现了一次，也挨了老师批评。那是张方做的一道求解梯形面积的题目被老师批错，便和老师辩论。老师说，错了就错了吧，分数就不还给你了。张方很不服气，对老师出言不逊：“你到底会不会做数学题？”接着就给老师出了几道题目，老师看了之后，面红耳赤，就把题目给了校长，要求张方道歉。张方说，从此，他在老师心目中的印象非常差，在学校的境遇也窘迫起来。
1978年，中国科技大学向全国招收首届少年大学生。张政得知后，向中科大力荐儿子。没多久，中科大的老师来到张方的学校，对他进行测试。
“我记得很清楚，一共来了7位大学老师。”在学校会议室，张方从上午8点多一直考到下午5点多，中间只休息一个小时。“考试时，我可以随时和监考老师交流，比如有道题目要求我用归纳法解，可我没有学过归纳法，我向老师要求用其他方法解，老师一口答应。”张方说，他感觉大学老师出的题目，思维方法更多元。
张政说：“学校通知了家长，我就赶了过去，一看这么长时间没出来，就知道张方能够解题，考大学有戏。”
没过多久，张方接到了录取通知书。
“我很开心，父亲说，我高兴得在地上打了个滚儿。”张方回忆道，“考大学是父亲一直灌输给我的目标，但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子，对大学概念很模糊，印象中，大学就是校园很大、很好玩的一个地方。”
张方成为上海首位少年大学生，一时传为佳话。在上海教育界，他是一颗闪亮的明星，被誉为“神童”。但张方对这个称谓感到很惊讶，“因为我觉得自己并不神奇，只是读书比别人好一点而已”。
少年大学生
想造飞机，结果分到了炼油厂
中国科技大学位于合肥，这对张方来说，意味着要把上海户口迁出去。
当时，户口是很被人看重的。张政担心儿子的户口会成为一个问题，因此要求学校将来把张方分配到上海。有了这样的承诺，13岁的张方成了中科大首届少年班的一员。
这批孩子，成为当时的风云人物。张方回忆：“那时候，每天都收到全国各地的来信和礼物。南京一所学校的小学生寄来糖果和花生；一名解放军战士把历年获得的日记本送来，给我们当习题本；有一位人大代表，每月寄钱来，要老师买东西给我们吃来。”还有许多领导同志和科学家前去看望，鼓励他们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好好学习。
一个多月后，这批少年大学生被安排到各个系。张方选择了近代力学系的工程热物理专业，梦想将来从事飞机发动机的设计和制造。他说：“小时候，父亲给我买了一个铅笔盒，上面印着一架飞机，我指着铅笔盒对父亲说，将来我要造大飞机。”
大学五年级，张方所在的工程热物理专业从近代力学系分了出来，专门成立工程热物理系。据张方的说法，当时他对系里一位领导的管理方式很难接受，明确表示反对，因为少不更事，也是性格使然，还去找系领导辩论过。
张方说，毕业分配的时候，系领导没有把他安排到上海，而是分配到了专业不对口的南京一家炼油厂。
“南京离上海挺近，工作后还可以考研，我也就勉强同意了。”张方说，如果他像其他一些同学一样坚持，很可能就留在学校了，这也许会让他走上学术研究之路。
毕业分配的不顺利，也许是张方走上“非典型”成长之路的开始。
“二等公民”
因户口问题，找不到安稳工作
人的发展，性格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张方自认为是一个个性奔放、能接受新事物的人。
1983年，张方在大学毕业到去工厂报到之间有一段休假。由于对工作安排不满意，张方当时决定先不去报到，企望使档案退回原籍，恢复上海户口。
就在这段时间，他做了一件很多人认为不可思议的事情——做生意。
“那时改革开放不久，个体户地位不高，更何况我一个戴着‘神童’光环的大学毕业生，做生意绝对是相当大胆之举。”
当年7月，张方和朋友一起筹集了几百元，在上海批发电子手表，然后跑到安徽大街小巷兜售。张方说：“赚了一点小钱，但被我父亲制止了：那不是白读书了吗？”父亲要求他去南京报到。在离截止日期只差一天的时候，张方赶到了炼油厂。
“人的命运很难捉摸，如果我当时没赶上报到，也许就在上海找份工作，安稳生活，不会经历那么多了。”张方感慨。
由于去做一线工人而非技术人员，再加上工厂无法满足他考研的要求，上了8个月班之后，张方只身回到上海，但户口没有转过来。正是户口的原因，张方一直无法在上海找到正式工作，只能做临时工。
“那时，我感觉自己是个‘二等公民’，同样在一个学校教书，我只能拿点代课费，福利一概免谈，甚至连个身份都没有。”对于户籍制度，张方抱怨很多。
但这并不意味着张方的生活不好。1984年，张方回到上海，到一些学校代课，有时还做家教、导游，3个多月挣了800多元，买了当时非常罕见的电冰箱。“我在炼油厂的工资才58元，而我当时一个月可以挣300多元，比我的同学高了很多。”
1985年，张方又约了几个朋友，筹资7000多元，到江西新余做服装生意。他们骑着自行车，一个村一个村地卖服装。但父亲还是反对，要求他去考研。
恰在那个时候，张方的大学老师邀请他去深圳大学从事科研工作。那时的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人们思想解放。在深圳大学能源研究所，张方作为一名借调的研究员，工作了一年多，但由于无法解决档案问题，最终未能留下。
眼看工作落实困难，张方决定出国留学。为赚取留学必需的费用，张方在深圳拼命干活，白天在一家宾馆做电工，晚上在深圳大学夜校兼职，教财经英语和高等数学。1990年，张方赚得一笔费用后，回到上海复习英语。1993年，通过了托福考试。
然而，他费尽心机办好担保和护照，却因“年龄偏大”等原因，签证被拒。
自由职业者
享受自由发展的乐趣
在遭遇了又一次失败后，张方开始考虑起自己的家庭问题。
那时，“神童”的光环渐渐成为张方的压力，当人们知道他如今只能做临时工时，议论中既有同情又有不屑，甚至幸灾乐祸。从1994年到2001年，在这几年没有户口的日子里，张方做了无数个工作，快递员、泥水匠、电路工程师、酒吧调音师、代课老师、保龄球馆经理等等，几乎从事了各个他能从事的行业，只是从来没有机会研制飞机发动机。
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砺，张方现在更喜欢安静地生活。“我也曾轰轰烈烈过，而生活总是要归于平淡。”1997年，张方结婚，目前，一家三口住在徐汇区一条老式里弄的老式公房里。
这位昔日的“神童”，正把他曾经的学习方法教给更多的学生，星期一到星期五备课，双休日做家教。在小小的家里，张方正实现着自己的价值，照他的说法，这个价值要用金钱来衡量的话，虽然比不上企业家，但“相当于几个教师的收入”，足够满足三口之家的生活。
“回首这段人生路，我觉得自己很成功。”张方说，“以后我想写本书。我按照自己的想法真实地活着，我能去干自己想干的事，享受到了自由发展的乐趣。即使在做泥水匠的时候，我也清楚，我这样做是为了生活，是为了实现更大的目标做准备。”
但张方也付出了代价。
他目前最担心的是社会保障问题，比如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住房按揭等。这些问题随着年龄的增大，会让张方感到越来越沉重。
张方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他。他说：“一个和谐完美的社会，是一个充分尊重每个人发展权利的社会。我想，每个人只要努力，总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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