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卫生局日前发出通知，要求全市公共场所在2007年7月1日以前，必须按照《艾滋病防治条例》的有关规定，在场所内放置安全套或设置安全套设施，以有效切断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从2007年1月起，对仍未执行此项措施的公共场所，执法人员将依据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图为卫生监督执法人员正在检查一酒店客房内安全套放置。记者侯智通讯员沈滨摄

　　12月1日是第19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遏制艾滋、履行承诺”。昨日上午，新城区第二医院的医护人员为社区群众发放了安全套或药品。记者李福民王彬摄

　　记者王丽

　　他们站在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最前沿；他们用完全打开的心态认识和接触被边缘化的艾滋病人群；他们的使命就是和艾滋病进行各

　　种各样的“斗争”。今天是“世界艾滋病日”，当我们因关于“艾滋病”的一组组数字瞠目结舌时，请不要忘记他们———

　　走进疾控中心

　　一线“白大褂”的压力不小

　　安西街和建东街十字路口东南角，崭新的省疾控中心大楼巍巍高立。身着白大褂艾滋病监测诊断中心的工作人员却一再挥手：“没啥说的，干的就是这份工作……”

　　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的到来，让他们成为当日关注焦点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省艾滋病检测诊断中心主任邢爱华告诉记者，从1986年我省成立艾滋病专门科室以来，工作内容日益增多、工作量更是日益繁重，从开展艾滋病监测、进行艾滋病人行为干预到艾滋病知识宣传教育和医疗救助、社会关怀等，他们的工作范围几乎覆盖了所有和艾滋病有关的领域。

　　“这样的工作量下，我们只有专职人员七名，每个人都身兼多职。”邢主任说，繁重的工作和从事防艾工作中不为外人了解的辛酸，对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有着极大影响。据介绍，中心曾有位女工作人员怀孕了仍坚持工作，丈夫家人再三劝说不过，到最后反被说服，做了支持防艾工作的“模范家属”。中心工作人员王百锁从事全球基金对我省的艾滋病专项预防控制工作，从事病毒研究20年的他告诉记者，中心工作人员一般都会经历“害怕－不害怕－害怕－不害怕”的心理过程，此间都会有一些心理郁结。

　　据了解，目前我省共有艾滋病初筛和出筛中心实验室46个，面向全省地区的艾滋病重点人群和高危人群进行及时必要的监测和预防控制宣传。艾滋病本身的高危性和不为了解所带来的易误解性，给从事艾滋病预防控制相关工作的人员带来了一定的心理压力。对此，专家建议，像从事艾滋病等高危传染疾病的公共卫生人员应该配备专门的心理辅导人员、建立和完善心理疏导机制。

　　工作很忙，压力很大，但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白大褂”的职业标签之下，他们的防艾工作比起基层和民间仍要好做得多。

　　探秘民间防艾

　　参与“防艾”攻关课题的民间组织

　　同康工作组就是所谓的防艾民间组织。

　　工作组的办公室位于玉祥门外一个普通社区的居民楼内，和几乎所有NGO一样，贫乏的资金来源使得其只能租用民房办公，室内摆设也极其简单，只有墙上悬挂的六色标志旗向来者昭示这个地方的不同寻常之处。

　　工作组负责人之一的阿木（化名）是个文气的中年男人，他说，工作组没有专职工作人员，“大多数人从事卫生工作，平日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做，只是在能力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才能参与进来”。该组织对外提供免费的艾滋病初筛检测，如果有需要做确认阳性检测，工作组则和省疾控中心联合为来者提供后续帮助。

　　大学生弯弯（化名）是这个工作组中年龄最小的志愿者。坦然的笑容、从容的谈吐，弯弯并不避讳与记者的交流。他说，作为志愿者，除了不定期参加发放安全套、预防知识手册等健康干预工作外，还兼顾工作组两台工作电脑的维护工作。据了解，这里的志愿者还提供艾滋病免费电话咨询，截止到2005年底，他们已为2000多人（其中大部分为省外电话）提供了咨询服务。同时，他们还免费发放了5万多只安全套和安全用品及多种形式的健康知识宣传品，并在国家、省卫生和疾控部门支持下，为近千人提供艾滋病病毒免费检测；在流动人员集中的劳务市场和廉价旅店，志愿者们还曾多次免费发放安全套和健康宣传品。

　　2005年年底，同康工作组的志愿者们接受了中国防艾“教父”张北川主持的艾滋病健康干预课题。这个课题是我国首次由国家一级政府出资研究男－男性接触者艾滋病问题的课题，属于国家科技部和卫生部联合开展的为研究如何控制高危行为人群艾滋流行科研项目的一项子课题和国家“十五”攻关课题。

　　据阿木回忆，当时检测原定380个样本，考虑到统计学上可能存在的误差，他又追加20多个样本。作为该项目西安地区负责人之一和艾滋病干预专家张北川教授在这个项目上的合作者，他说，那次检测主要在本地3个酒吧和2个洗浴场所进行，原来预定和其他8个城市一样抽取225个样本，但完成225个后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还不到1％，远远低于其他几个城市，也和预期结果有一定出入，就追加到了400多个。

　　“做这个工作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很好的心态”，阿木专门提及了近一年前的那次合作。他说，开始很有信心做好这个调查，但每当看着家人朋友狐疑的眼神，他都不自禁地想到各种流言蜚语；去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常常要带着很大的心理包袱去做一些事情说一些话，同时还要提防心理暗示可能留下的“痕迹”；调查结束，不仅要及时分析统计数据，更重要的是进行反复的自我心理调整，以尽快回归自我状态。

　　“就比如接受采访，最好使用化名，这样更有利于我们的工作”阿木说。

　　走进张北川

　　面对良知我们不能无动于衷

　　11月29日，中国疾控中心防艾中心公布了中国首份男同性恋者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报告指出，男同性恋者是传播艾滋病的主要人群。一年前的稍晚时候，著名艾滋病防治专家、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张北川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通过调查，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艾滋病病毒正在男同性恋人群中迅速蔓延；第二，由调查问卷获得的关于同性恋心理健康、生活现状等方面的信息，为有关部门未来如何采取应对措施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比如说如何开展青少年性取向教育、如何完善目前的法律法规等。”

　　1989年，张北川开始关注同性恋人群；1992年，他开始艾滋病健康干预工作。自此，关于艾滋病干预的研究一发不可收拾，尤其是其带头的每年一次的科研调查，可以说填补了艾滋病防治工作领域的一项空白。因为就全国而言，同性恋者中艾滋病感染情况究竟到了什么样的地步，长期以来一直无人能做出确切的情况报告。

　　关于艾滋病健康干预，关于自己的执著，张北川言辞和蔼地告诉记者，自己有很多话要说。

　　记者：根据国家疾控中心公布的数字，目前男同性恋人群中艾滋病感染者比例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是否意味着艾滋病防治又多了一道障碍？

　　张北川：只能说情况复杂了。上世纪20年代欧洲成立同性恋社团和组织距离丹麦认可同性婚姻相距半个多世纪，而我国的同性恋人群进入公众视线只用了十多年时间；近几年来，我们每年都做男同性恋人群的艾滋病感染调查，掌握的信息正在增加，新一届政府又提出了“和谐社会”新理念，我们有理由相信春天正在到来。

　　记者：艾滋病防治目前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张北川：困难很多，最大的困难是整个社会舆论氛围不够，没有形成关注艾滋病和同性恋人群的环境。与此关联的是工作人员和资金的严重缺乏。我们不缺乏口号，我们需要行动，需要基层的切实动作。我们必须知道，防止艾滋病流行不是握一下手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记者：对于一般公众和政府而言，不管是艾滋病还是同性恋问题都是比较敏感的话题，作为学者，您为什么一再捅这个“马蜂窝”呢？

　　张北川：我不认为这是“马蜂窝”。在落后的地方反击落后很有意义，开放进步的中国需要关注艾滋病和同性恋人群。我也不喜欢说自己是个学者，我更认为自己是学人。我之所以关注和坚持这个工作，是因为“铁肩担道义”的信条和中国传统学人应有的道义和良知。我们不能白读书，作为学人，我们应该有所担当。

　　记者：长期在这个敏感领域工作，有没有累的感觉？以现在的状态，您还会在前沿奋战多久？

　　张北川：就我个人来说，不太注意前景，也不想难度，如果做事先想难度就没有做的必要了。我认为自己很幸运，同辈人因为以前坚持真理和科学，很多人遭受了苦痛，我工作条件很好，很幸运。若说累，就是有需求的人太多，但干我们这个工作的人却太少。那些不计得失努力工作的人给我很多鞭策，许多人比我坚强多了，我不能无动于衷，因为这涉及到良知。春天是要努力耕耘的季节，我还会继续工作，继续说真话，否则我们将被历史追究责任。

　　新闻链接

　　张北川———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医生，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顾问等。1989年起研究同性恋现象及相关人群。1994年出版有关同性恋的理论专著《同性爱》。同年开始研究女性性工作。1998年创办对男－男性接触者的健康干预项目《朋友通信》杂志。因在该领域的工作被认为具有“卓越贡献”，国际社会授予其首届“贝利－马丁奖”。

　　“贝利－马丁奖”——奖励艾滋病预防杰出人士的国际著名奖项。欧洲著名银行家马丁·哥顿先生的外祖父曾在中国行医，其母生于中国东北。1996年，他的华裔朋友贝利·陈因艾滋病去世，万分痛苦的他决定以自己的积蓄创立“贝利－马丁”慈善基金，以奖励在中国为预防爱滋病、控制及关爱艾滋病人作出突出贡献的医务工作者。该奖从2001年初起颁奖，张北川教授为首位获得者。